半个月后，唐军主帅李靖与其他五位主将，押着颉利可汗、苏尼失两位身份显赫的俘虏凯旋回国。太上皇李渊听闻此事，一开始不敢相信，直到他亲眼见过颉利可汗本人，才又惊又喜地感叹道：“昔日汉高祖刘邦被冒顿单于包围在白登，无人替他报仇；如今突厥对我大唐不敬，朕的儿子便一举把突厥剿灭，连他们的最高首领都擒回来了，可见朕当初传位给李世民是多么英明的决定啊！”
他传令下去：今夜由我太上皇做东，让皇上、皇后、王公大臣、还有此战劳苦功高的将军们集体前来赴宴。
当夜，唐太宗携皇后、百官、众将欣然前来赴宴，自从玄武门之变事件发生以来，太上皇和唐太宗之间就产生了一道心结，这很好理解，毕竟从当时的情况看，李渊禅让皇位给李世民，属于无奈之举。而这次宴会，就是打破二人隔阂的最好机会—与灭亡宿敌突厥这样的大喜事相比，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值得耿耿于怀？宴会上，君臣众人酒喝到兴处，太上皇令人取来琵琶，即兴演奏起来，而唐太宗则跟着音乐翩翩起舞，公卿大臣纷纷起身为二人祝寿，宴会的气氛一下子被推至高丨潮丨。等太上皇的琵琶演奏结束，唐太宗令在座的诸位将军自述功绩，李勣、李道宗、苏定方等人也不谦让，各自将他们与突厥人斗智斗勇的过程向太上皇、皇帝进行了汇报，结果自然是换来了其他大臣的称羡和太上皇、皇帝的表彰。唯有功劳最大的李靖，却从始至终一言不发。
唐太宗留意到了这一点，他问李靖：“爱卿有什么心事吗？”
“陛下，臣没有心事，只是不善言谈。”李靖说道。
“那就好。”
这次宴会结束才过了几日，唐太宗单独宣召李靖入宫。李靖到后，唐太宗一改之前的和颜悦色，他怒气冲冲地将一封奏疏摔在李靖面前，斥责道：“那晚的宴会上，朕就奇怪你的表现为何与众人不同，原来是因为你治军无方，又私吞缴获的战利品，所以才无颜自述功绩。你说，你把私吞的财物藏在哪了？”
“陛下，臣没有私吞财物，这一定是他人诽谤。”
“还敢狡辩？”
“好吧，那臣有罪。”李靖说完，脱下头戴的官帽，向皇帝磕头赔罪，不再作任何解释。
原来，李靖此次出兵突厥，期间杀死了颉利可汗的夫人—义成公主。义成公主相助几代突厥可汗对抗大唐，对唐朝来说她是敌人；但对刚被李靖派人护送回中原的萧皇后来说，义成公主却是照顾她多年的亲人和恩人。因此萧皇后得知义成公主的死讯，日夜哭泣，悲痛不止。萧皇后之弟萧瑀，是唐朝的宰相，而且他还有另一层身份—唐太宗的亲家（萧瑀的儿子，娶的是唐太宗的女儿）。萧瑀为了替姐出头，竟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弹劾李靖，指责他利用身为主帅的便利，私吞战利品，借着这次战争大发横财—反正这次唐军缴获的战利品多到无法计算，那堆积成山的金银珠宝，排成数百里长队的牛羊牲畜，非得说其中少了几箱财物，少了几十头牛羊，谁也无法查证。唐太宗自己用兵，一向重视军纪，他听说李靖竟然干出如此不知廉耻的事，于是将其召入宫中，当面训斥。哪知李靖竟然轻易认罪了，这倒着实出乎他的预料。
过了许久，唐太宗收起愠怒，用平和的语气安抚李靖道：“此事是真是假，朕会亲自详查，不过你放心，以你此战的功勋，就算真的私吞了部分战利品，也足以功过相抵了。”于是下诏，加授李靖为左光禄大夫，另赏赐封邑些许。
事后，唐太宗查明了真相，明白李靖确实是被冤枉的，又晋升李靖为尚书右仆射，加赐绢二千匹。李靖当了宰相以后，每次与其他重臣讨论国事，总是很少发言，就好像不会说话一样，只有唐太宗专门询问他，他才偶尔发言几句。唐太宗对此非常感慨，叹道：“像李靖这样的人，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在战场下却沉稳厚重，从不居功自傲，是多么难得的品质啊！”
经过这一插曲，唐太宗对李靖更加信任。唐太宗随后开始着手处置突厥国领土的管理问题，以及突厥俘虏的安顿问题。要知道，突厥国虽然亡了，但突厥国的领土还在，突厥国的数十万子民还在。在这两个问题上，朝中大臣议论纷纷，主要的观点如下。
一，把俘虏的突厥人全部留在中原，让他们移风易俗，变得和中原人一样。如此，则塞北（主要指漠南地区）便永远成了一片空地，大唐再也不用担心有北方之患了。
二，把俘虏的突厥人全部赶到塞外去，至于之前从他们手中缴获的财物、牲畜，则不必还给他们。至于他们被赶走以后，是饿死还是冻死那就不必管了，这些人作恶多端，为祸中原多年，不把他们的头颅全部砍下来就已算得上是皇恩浩荡了。
三，让突厥人返回原先的领地，顺应他们的习俗，发放他们足够解决温饱的衣物和牲畜，同时设置官员对他们进行管理，使其成为唐朝长城以北的屏障。
由于第一个观点根本不可行，被唐太宗直接略过—塞外没有了突厥人，也不会长期成为空地，薛延陀、契丹等其他游牧民族都眼巴巴等着争抢这片区域呢。他纠结的是第二个观点和第三个观点，哪一个更可行。提出第二个观点的官员是魏征，提出第三个观点的官员名叫温彦博。从魏征的观点看，他对突厥人可谓是深恶痛绝，恨不得让这些人全部饿死，当然，魏征之所以观点偏激也是有原因的，他认为当初之所以会有“汉羌之争”“五胡乱华”等灾祸，就是东汉王朝对那些少数民族太仁慈了，对这些忘恩负义之徒，绝对不能心慈手软。温彦博的观点，则和当初汉光武帝刘秀的观点比较接近，主张仁慈地对待突厥遗民，不但要解决他们的饮食、起居问题，还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温彦博劝说唐太宗道：“像羌人、匈奴人、羯人引发的那些灾祸，固然是极大的悲剧，但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们，而在于当时中原统治者的无能。若非晋朝八王之乱内战不休，异族人怎会有机可趁？真正的君王，对各族子民都应该有所包容，既然他们已选择投降，他们就是我大唐的百姓。陛下实在无法放心的话，可挑选一些突厥首领留在宫中，充作护卫，把其他人释放回原籍，用仁义礼教进行感化。只要恩威并施得当，何惧日后再有灾祸发生？”
唐太宗最终听从了温彦博的观点，把突厥子民大多放回原籍，让他们保持原先的习俗，并发放衣物和牲畜。为防止这些人日后图谋作乱，唐朝将原先颉利可汗的领地划分为六个州，设云中都督府进行监管；将原先突利可汗的领地划分为四个州，设定襄都督府进行监管。突利可汗因长期与唐朝交好，唐太宗任命他为首任顺州都督，受定襄都督府节制。唐太宗致信突利可汗道：“昔日你的祖父启民可汗投奔隋朝，隋朝立他为大可汗，且相助他统一塞外，可谓仁至义尽。然而到了你父亲始毕可汗在位，突厥大军却重新对中原展开侵略，最终自取灭亡。朕之所以封你为都督，而不封你为可汗，正是因此事为鉴。希望你遵守大唐的法令，安分守己管辖地方，这不仅对大唐有益，也是避免你们突厥人彻底亡种的唯一办法。”
突利可汗本就无胆量与唐朝为敌，他见唐太宗将突厥俘虏妥善安置，又以汉光武帝之法宽容地对待他们，心中感激、敬畏皆而有之。于是他与四方各族首领集体入朝，请求唐太宗任“天可汗”，即受各族子民集体爱戴的天下共主。唐太宗顺应他们的请求，正式接受天可汗的尊号，之后大唐朝廷但凡向长城以北的各族首领下达诏令，玺书上皆署名“天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