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之所以能在辽东屹立近七个世纪而不倒，是有原因的。第一就是辽东地区的天时、地利十分特殊，这相当于高句丽的一把保护伞。说来也是奇怪，历史上只要辽东地区一爆发大战，该地就会下起大暴雨，这一点，当初远征乌桓差点未能回国的曹操同志，以及亲征公孙渊被泡在水中长达数月的司马懿同志应该都深有体会。更绝的是，不但陆路不好走，海路也同样蕴藏着极大的危险—飓风，这比大暴雨还可怕。隋朝时期中国的造船业虽然已算得上发达，但到底还是木板船，只要一遇上飓风，这些木板船就跟纸糊的一样，铁定有去无回。

第二个原因，就是高句丽历代国王都善于见风使舵。别看这些国王心中骄傲得紧，但他们也懂得要做好表面工作的道理。比如说当时在位的高句丽国王，名叫高元，史称：婴阳王（高句丽第26代国君，公元590年—公元518年在位）。婴阳王在辽西吃了败仗，没过多久听说隋文帝发兵三十万前来攻打他，知道隋朝这次是要动真格的，愁得寝食难安；后来再一打听，什么，隋国的陆军因道路泥泞全退兵了，水军全淹死了，心中那个乐啊！左右问他怎么办，婴阳王一拍桌案，大声道：“赶紧向隋国皇帝赔罪啊，不给他个台阶下，万一等大雨停了，飓风走了，他再发兵三十万人前来怎么办？”于是隋军败兵方回国中，婴阳王的赔罪文书也已送到，文书中写道：“大隋皇帝雷霆之威，何须为了小王怄气，若能就此罢兵，小王从此情愿改名为‘辽东粪土王’。”隋文帝看了文书之后，果然不再追究高句丽侵犯辽西之事，双方和平共处十余年。

虽然如此，婴阳王终究担心隋军再来复仇，此后致力于和突厥交好，共同对抗隋朝。公元607年，隋炀帝北巡至启民可汗王庭，恰巧高句丽国使者也在，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引荐该国使者前往拜见隋炀帝。隋炀帝当时正值春风得意，如众星捧月一般被众多小国首领奉为“圣人可汗”，见了高句丽使者，就下令他回去告诉婴阳王，和其他小国国君一样速来朝拜。高句丽使者这一走，此事就没了下文，过了好多年，婴阳王也未曾前来。

长孙晟去世后，隋炀帝新提拔了一位官员，让他主管外交事务。此人名叫裴矩，《西域图记》就是他绘制的，经裴矩奔走，西域的那些小国国君陆续来到中原拜见隋炀帝，隋朝和突厥的外交工作，也多由裴矩接管。因此隋炀帝对裴矩越来越器重，将他视为“长孙晟第二”。眼见婴阳王违抗上意，铁了心不肯前来朝拜，隋炀帝问裴矩对这事怎么看，裴矩引经据典分析道：“辽东之地，从周朝开始就属于华夏，汉朝之后，被高句丽这帮蛮人据有至今，早就该还给大隋了。陛下当严厉告诫高句丽国王，愿意称臣就速来朝拜，如果仍冥顽不灵，我大隋一定会发兵攻打他！”

此言一出，随即有大臣表示反对，理由很简单，攻打高句丽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行动，更是关乎国运的一场豪赌。先帝以三十万精兵为筹码，已经赌输了，我们有了过去的教训，绝不能再盲目下注。再说了，隋朝之于高句丽，就好比猛虎之于老鼠，猛虎是万兽之王，世所公认，并不会因为它抓不住老鼠，就有损于它的威名。强如突厥，都已经臣服于陛下，这难道还不够吗，又何必贪心不足，非要以金玉之身与顽石殊死相搏呢？

隋炀帝未作任何犹豫，就拒绝了裴矩以外其他大臣的观点—先帝之仇，他自己可以不报，朕身为一代雄主，非报此仇不可。若不然，先有吐谷浑，后有高句丽，我大隋的尊严将至于何地？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朝开始为攻打高句丽作准备，考虑到暴雨和飓风的气候因素，隋炀帝责令有司：一年之内，必须建造出三百艘可以抵挡飓风的超大型战船，组建出一支百万人级别的强大军队，以及筹备出足够百万大军食用一年的粮食。负责造船的是幽州总管元弘嗣，此人是有名的酷吏，为了迎合皇帝心意，他强行征用了数十万工匠，下令士兵们手持刀剑在一旁监督，逼迫工匠们昼夜泡在水中劳作，在把三百艘战船悉数建造完毕之前，任何人不得上岸歇息。由于他残酷的命令，那些工匠泡在水中数个月，自腰以下，皆生出蛆虫，死者近有一半。隋炀帝不知其中究竟，只是听说元弘嗣监造的战船又大又牢固，多次下旨对他进行嘉奖，短短几个月，元弘嗣便官升数级。消息传了开去，负责招募军队、征集粮食的其他官员们纷纷效仿，于是招募军队变成了强征壮丁，征集粮食变成了搜刮百姓，很快，隋朝便集齐了天南地北各地的军队一百五十万人，运输物资的民夫是军队的两倍，约合三百万人。这些人在被驱使往涿郡（今北京市，隋朝陆军经此出发）和东莱（隋朝水军经此出发）的途中，因难以承受官吏的鞭打折磨，死者相枕，白骨相依。等到第二年，水陆两支军队终于在涿郡、东莱完成集合时，军队人数已骤降为一百一十三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