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天发表的帖子中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高欢一生从未称帝，死后才被他的儿子高洋追谥为北齐高祖神武皇帝。生前他的最高爵位为渤海王。因此我用“娄皇后”一词称呼娄昭君是错误的，最多只能称之为娄王后。

到了第二年，王思政如愿返回了弘农，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玉壁城，仍然高高地屹立在河东。高欢对此是如鲠在喉，做梦都想把这座深入自己国内的西魏据点拔掉，但有了去年交战的经验，他已知道玉壁城拥有得天独厚的防守优势，靠蛮干就想把它拿下是不现实的，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

因为玉壁城的存在，东魏攻打西魏最合适的三条路线之一：从晋阳出发，沿着蒲坂—华州（西魏在蒲坂以西设有华州，宇文泰经常在此地巡视，以防止东魏军队的偷袭）—渭水向关中推进，这条路线已经被玉壁城堵死，走不了了；不过东魏军队仍有两条路线可入关，分别是从河北出发，经洛阳—弘农—潼关向西推进，或者从宛城出发，经武关—商县—蓝田向西推进，这两条路线，东魏第一次攻打西魏时都曾用过，相较之下，中间的那条路线，也就是途经潼关的这条路线最适合大兵团进攻，只要能拿下潼关，向西去一路都是坦途。

于是高欢就琢磨了：能不能先不管玉壁，我军改用途经河南、潼关的这条路线，攻打西魏呢？

怀着这一设想，高欢把目光从河东挪开，放到了河南。河桥、邙山之战结束后，洛阳、金墉二城因为反复易主，这两地的城墙都损坏得十分严重，既然两魏双方谁都无法长期占有它们，这两座城池便成了两个魏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在洛阳以东，东魏有重镇虎牢，在洛阳以西，西魏有重镇弘农，在无法控制洛阳的情况下，虎牢、弘农二地，便成了东魏、西魏争夺河南地区归属权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很好理解：若东魏率先占领了弘农，便能控制住洛阳，进而获得进攻关中的主动权；若西魏率先占领了虎牢，也能控制住洛阳，进而获得进攻河北的主动权。弘农的守将是刚刚从玉壁返回的王思政，此人的才能、忠诚都深得宇文泰的信任，有他把守弘农，宇文泰可说高枕无忧；高欢也是一样，在派谁镇守虎牢一事上，他非常慎重，为此他挑选了一位最信得过的人来到了虎牢。

这位新上任的虎牢守将，便是武艺盖世，为国捐躯的不世出猛将高敖曹的二哥：高慎。

也正是这一道任命，引发了东魏、西魏的第四场大战：邙山之战第二回合。

高乾和高敖曹去世后，高氏四兄弟，已仅存高慎和高季式两人。高欢和高氏兄弟的感情，大家有目共睹，想当初，高欢为了高敖曹一人，把东魏军队的官方语言从鲜卑语修改为汉语；又只为高敖曹的一句话，高欢力排众议，破格提拔其弟高季式为济州刺史，缔造了一段君臣之间惺惺相惜的佳话。高敖曹的兄弟，等于是高欢的兄弟，高欢爱屋及乌，也对他们礼遇有加。所以，这道任命虽然有问题，并非出在高欢的身上，他只不过和宇文泰一样，选择了自己最信任的人担任虎牢守将这一重要职务而已。可是高欢却不知道，他的儿子高澄早已和高慎有了过节，两人的关系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高澄是高欢的嫡长子，也是高欢重点培养的事业继承人。从东魏迁都邺城开始，高欢就让高澄以左右京畿大都督的身份长期留在邺城辅政，让他提前学习如何处理国家大事。就高澄在邺城期间的行为来看，此人的才能相当了不得，甚至可以和司马师、司马昭媲美。一些东魏的大臣欺他年幼，认为他不过是仗着父亲高欢才能够坐上这个位置，内心瞧不起他；直到亲眼见他在朝堂上代替皇帝发号施令，统筹全局，气魄、胆量、才能兼备，审案时听断如流，处理问题妥善贴切，这才个个心悦诚服，夸赞他道：“高丞相后继有人了！”及至公元540年之后，高澄年满二十岁，高欢任命他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兼礼部尚书，全权处理邺城事务，高澄的政治才能更是一发不可遏制，他鉴于北魏、东魏之前的官员任命多是以品级高低作为衡量标准，而不以才能高低作为衡量标准，便上书父亲，建议改革官制，在选拔官员时严格审查其才能、品德，废除品级制度，以才能、品德高低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已有科举制的雏形；高澄又任命了一批酷吏，严厉打击国家的贪腐现象，同时还主持修订了一套法律，史称《麟趾格》，对高欢之前使用的那套“等于没有法律的法律”：“约法两章”，进行了诸多完善—这套法律，其中许多条款在日后的隋唐两朝都被沿用，影响深远。

那这么完美的接班人，怎么就和高欢最信任的部下高氏兄弟结下梁子了呢，说起来，这事虽然得怪高澄，更得怪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奇异现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高欢挺正常的一个人，他所生育的十几个儿子几乎每人都患有一种先天的怪病，而且还花样繁多—有的酗酒如命，有的生性多疑，有的喜好杀戮，还有的兼而有之，相比之下，高澄还算正常点的了，他的怪毛病是：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