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所用的兵役制度不尽相同，战国时期所用的兵役制度为全民皆兵制，即战事爆发后，所有拿得动武器的人都必须上战场，每一位百姓都是战士，哪怕你这边正种着地，国家爆发战争了，那你得立即抛下锄头，拿着刀枪弓箭上阵，等打完仗回来一看，得，耕种的季节早过了，你会不会饿死完全看国家的救济是否及时，以及运气是不是够好，所以战国时期生产力虽然落后，却动辄发生数十万人级别，甚至百万人级别的大战。秦汉时期所用的兵役制度为征兵制，即国家规定：所有年满十七（有时候也会规定是年满二十），未逾六十的男子，都必须承担服兵役的义务，如果战事爆发，国家又征集你了，你得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军中报道，如果国家不征集你，或者战事结束后允许你复员，那你才可回家务农、经商，相比战国时期的全民皆兵制，征兵制的好处是国家可以宏观调控兵源，让一部分人在前方打仗，另一部分人在后方专心生产，战争对国家经济的破坏性大大减少。秦汉之后，三国时期所用的兵役制度为世兵制（也称军户制），简单来说，就是一日从军，终生是兵，而且你的儿子将会继承你的事业，也是兵。那如果你表现杰出，成功当上了将军呢，恭喜你，因为你的儿子哪怕还在襁褓之中，他将来大概率也将成为一名将军。世兵制在征兵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军队和平民区分开来，打仗的只需要负责打仗，农民、商人只需要负责耕种、经商，这样做的好处是专职军人的战斗力显然要强于临时征集的平民，而其他行业的人有专职军人保护，也能够专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过如此一来，战争的质量是高了，但上阵的人数也越来越少，例如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每一场战役参战的总兵力都不超过三十万人。之后到了晋朝和南北朝时期，情况就复杂了，由于华夏大地上一下子挤满了由各个不同民族建立的大大小小的政权，甚至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政权同时存在，所以无法把这段时期的兵役制度归类于某一种。有的政权用的是征兵制，有的政权用的是世兵制，还有的政权用的是全民皆兵制—比如说葛荣建立的齐政权。但这些政权不管采用何种兵役制度，在一件事情上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同的做法，那就是按斩首人数，计算军功制度。

想当将军，就得多杀人，而且得把人头砍下来点数字，是历朝历代不成文的条例。秦汉如此，魏晋如此，南北朝也是如此，很少有将军打完仗的第一件事，不是让士兵们去点人头数的，纵是儒帅韦睿，不争功，不好钱财，但他打完了合肥之战和钟离之战，也得让士兵们去一个个的数脑袋—不点算清楚，皇帝怎么为他和所部官兵定功绩大小呢，他可以不要赏赐，他的副将和下属们要啊。直到尔朱荣出征，这款条例才正式被打破，尔朱荣在尔朱川起兵不久，就警告他的士兵们：“我的军队，不以首级数量计算军功的大小，赢了，大伙皆有赏赐，败了，要罚也是大伙全部受罚”

尔朱荣之所以会如此反对历朝历代沿用的“按斩首记功”制度，是因为他在一次战斗中亲眼目睹了以下一幕：一个士兵，身手敏捷，武艺高强，他一个人就杀人对方十多个敌人，每当杀了一个人之后，这个士兵就把对方的首级斩下，绑在腰间的绳带上，然后才会重新投入战斗。结果由于他杀得人越来越多，斩下的首级越来越多，挂在腰间的那些死者的头颅也越来越沉重，终于，他失去了原有的敏捷和勇猛，变得步履蹒跚，被敌人一刀砍下了他的头颅。而砍下他头颅的敌人也像这个士兵一样，将这个士兵的头颅绑在自己的腰间。

因此，尔朱荣认为这个制度是有弊端的，斩首数量能证明一个人的勇猛，却会让这个人无法活着回去。尤其是他所组建的这支部队，人数很少，才一万人左右，却个个都是精挑细选的壮士，每损失一个，都是巨大的损失。尔朱荣遂颁下军令，严禁再有砍人头计数的行为。士兵们因他约束，此类的行为稍有收敛，但一到打了胜仗，尤其是以一敌十依然取胜的大胜仗，仍有争抢首级的情况出现。尔朱荣对此深感忧虑：与葛荣的邺城决战，战法上他早已成竹在胸，打败对方当是易事，唯独怕的就是出现变数。什么变数呢？他怕这一战，所部将士和当初的那个士兵一样，因为人头所累，而无法全力拼杀，要知道，这一战可不是以一敌十，而是以一敌六十（尔朱荣实际出战的兵力是五千人，葛荣是三十万），这么多敌人，要是士兵们还愚蠢的在每杀掉一个敌人之后，再一个个砍人头的话，哪还有时间用来杀敌，哪还有力气用来杀敌？

出于这个原因，他选择了一种新式武器：枣木棒，代替了士兵们之前使用的铁制武器。尔朱荣的意思很明确：这一战，我不要一个敌人的首级，我要的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