鹘箭是杀不死人的，但能够诛心。此事发生一个月之后，公元477年七月，深忧自己处境的萧道成收买刘昱近侍杨玉夫、杨万年等人，决定发动政变。很快，刘昱被杨玉夫所杀，这位无德皇帝死的时候仅十五岁，萧道成凭借他的实权和名望，拥立刘彧的第三子刘准为帝，刘准登基之后，刘宋王朝的军政大权已全部被萧道成掌控。
公元479年四月，萧道成接受刘准的禅让，建立南齐政权，刘宋政权享国六十年，至此灭亡。萧道成即是南朝的第二个国家—南齐的开国之君，史称齐高帝。
齐高帝沿袭了刘裕当初的做法，南齐建国不久，刘宋宗室全部被幽禁而死。
刘宋王朝的灭亡，可说是咎由自取，该国自从宋武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之后，继位的国君一代不如一代，而且骨肉相残，一个比一个狠毒。也是拜他们所赐，在南齐建立之前，南朝的土地一再沦陷，在淮水以北，含彭城在内，青州、兖州、徐州等地皆已被魏国占领。因此，当南齐取代宋国成为南朝的代表时，魏齐两国的国界已南移了许多，在淮水一线展开对峙。
齐高帝继承的，是刘子业、刘昱留下的的烂摊子，他即便有心重振南朝的威名，面对破败的山河，也是无能为力。齐高帝在位四年，南齐政治清明，崇尚节俭，基本国策是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为主，在与北魏的对峙中也是尽量采取守势。公元482年，齐高帝病逝，他的长子齐武帝萧赜坐上皇位，齐武帝延续了父亲的做法，他执政的前十年，南齐与北魏两国极少发生军事冲突。经过南齐前两代皇帝的努力整治，拨乱反正，到公元493年，也就是北魏孝文帝亲政以来的第八个年头，南齐的实力相比刘宋末期得到了极大的恢复，继“元嘉之治”之后，再度显露出了大国气象。
于是这一年，齐武帝下令京师一代的工匠，大肆营造战车、武器、盔甲等物，用作收复已属北魏治下的彭城。彭城对于南北两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过几日，驻守在淮水以北的魏军守将紧急将这一消息拟成公文，送至平城的孝文帝手中。
南北两国的又一次大战，眼看一触即发，魏孝文帝见得公文后十分慎重，召集所有公卿大臣商讨此事。面对南齐这个陌生的对手，北魏的公卿大臣心里也是没底，不知道彭城这个战略要地，是该守，还是该弃。突然，只听孝文帝大声道：“朕意已决，将亲统大魏所有的军队，南征齐国，统一天下，诸位以为如何？”
公卿大臣们听得这话，顿时一个个面如土色。南北朝建立以来，双方最大规模的交锋，非“瓜步之战”莫属。而那一战虽已过去了数十年，但其战况之惨烈，双方伤亡人数之多（魏宋双方军民，死亡人数共计达数十万），依然还历历在目。也正为这个缘故，瓜步之战结束后，南北双方都默认了谁也无法吞并谁的事实，爆发的战争都是局部的小规模战争，即使之前刘宋王朝内部乱成那样，北魏也没敢大举入侵，只是趁机夺取了一些淮水以北的土地。这时候，北魏皇帝突然提出：要打一场规模更甚于瓜步之战—魏国所有军队将全部出动的大规模南征计划，让他们如何不心生畏惧呢？
魏孝文帝显然是动真格的了，他南征齐国的提议方才说完，便召来掌管宗庙祭祀、礼乐仪制的官员，让他为此次南征的前景占卜。那官员卜了一卦，卦象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革”卦，孝文帝大喜，情绪激昂地对大臣们道：“当初，商汤伐桀，武王伐纣，都属于革命行为，他二人最终都成功了。显然，我军此次南征，也是合乎天命，顺应人心的，定然也会成功！”
北魏官员没读过《易经》，不懂得“汤武革命”的典故，但有一点他们是懂的，那就是他们不想被皇帝全部派上战场，去打一场前途渺茫的战争。孝文帝的堂叔，任城王拓跋澄仗着自己的身份，听后鼓起勇气，率先上前表示反对。孝文帝发怒道：“国家是朕的国家，任城王是想阻挠朕用兵吗？”拓跋澄不甘示弱，亦发怒道：“国家虽然是您的，但我身为臣子，明知此战一来不可能取胜，一来会危及到国家，岂能眼睁睁看着您犯错！”孝文帝没想到有人竟敢公然顶撞自己，一时语塞，过了许久才消了气，淡淡地说道：“好罢，身为大臣理当如此，朕恕你无罪便了。”
散朝之后，拓跋澄刚回到府中，孝文帝就派下人来请他再次入宫。叔侄二人这番相见，孝文帝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屏退左右，轻声地对拓跋澄道：“方才在朝堂上，朕之所以发怒，并未是因为叔父反对南征的缘故—不瞒叔父，朕提议举国南征之事是假的，真的用意其实是想借此机会，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
拓跋澄想了一会儿，终于明白过来，他一扫来时的忐忑，表态道：“陛下想把都城迁到中原，这一点臣是绝对支持的。周朝和汉朝之所以长盛不衰，正因为这个缘故啊。”
孝文帝见状，也松了一口气，接着说道：“叔父能够支持迁都的想法，真是太好了。但是，朕担心那些鲜卑贵族们习惯了旧有的生活方式，不能像您一样开明，万一他们因此骚乱，那该怎么办？”
拓跋澄大手一挥，信心十足地说道：“平城此地，本来就不是作为都城的上佳之选。我大魏已拥有了大半个天下，不趁此时定都中原，威加海内，更待何时！既然陛下已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那又何必理会那些鼠目寸光的庸碌之辈呢？”
孝武帝大喜，赞道：“叔父是朕的张子房哪，有您这席话，朕就彻底放心了。”
得到了拓跋澄的强力支持，北魏迁都洛阳之事就此顺利地被提上议程。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亲率三十万大军，打着南征齐国的名号，浩浩荡荡向南方征进，走到洛阳一带时，突逢大雨连绵，一连下了十几日。又因是盛夏时机，魏军士兵们难耐中原地区的酷热、潮湿，患病的人越来越多。孝文帝不为所动，勒令军队继续南下；随行的官员见将士们士气低落，战心全无，知道灭齐一事根本不可能成功，只好排着队跪在孝文帝的战马前方，拼死力谏。双方僵持了多时，孝文帝叹口气，故作为难道：“此战，我大魏空国而出，消耗钱粮不计其数，如果没有任何战果，如何向国人交代；当然，朕也知道灭齐一事难度极大，加上天时不利，就眼下情形来看，无法轻易成功。要不这样吧，我等把意见折中一下，既不向南前进，也不向北撤退，就留在此地不走了—朕决定将国都从平城迁至此地，诸位觉得如何？”
魏国的大臣们骑虎难下，只得赞同孝文帝的迁都提议，齐呼万岁。
随着北魏正式定都洛阳，魏孝文帝后期改革开启了。
孝文帝后期改革的第一件大事，自然就是迁都了。迁都，说白了，就是皇帝搬家，之前的各朝各代，迁都是常有的事，曹魏三易国都：许昌、邺城，洛阳；两晋三易国都：洛阳、长安、建康。那为什么他们迁都不算改革的大事，而北魏迁都就变成了一件需要大书特书的，被誉作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的重大改革事件呢。
原因无他—北魏不同于曹魏、两晋，这个国家是鲜卑人，也就是胡人建立的政权。
不经意间，汉人、胡人，已对抗了两个世纪了，匈奴、羯族、鲜卑（慕容氏）、氐族、羌族陆续在历史舞台上闪耀登场，又陆续的黯然退场，但汉胡相争的局面犹在继续。之前所有的胡人皇帝，在与汉人相处的时候，几乎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先是武力征服，然后高压统治。这种方法，打个简单的比喻，就好像是把大米和红豆放在一个锅里煮，最后虽然熬成了一锅香喷喷的红豆粥，但米还是米，红豆还是红豆，泾渭分明。当然了，胡人的君主之中也有特例，比如说像苻坚这样的仁义之君，在对待其他民族的子民时就没有采取高压统治，但讽刺的是，他的败亡，恰恰是因为这一点，直接导致其他民族的子民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氐人的统治地位。鲜卑拓跋氏入主中原之后，在解决汉胡相争的问题上，也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魏道武帝、魏太武帝都是雄才伟略的君主，但他们得到的只是中原的土地，却无法得到中原士人的人心—南方政权的每一次北伐，不管领军的是桓温，是刘裕，还是王玄谟，都会得到北方士人的普遍拥戴。直到魏孝文帝亲政之后，这位蒙冯太后严格教导，未及而立之年，已是精通儒学、经史的青年皇帝总结过汉胡相争的漫长历史，才终于突破了常规思路，有了一个大胆且又十分新颖的想法：
如果把红豆变成大米，然后和大米放在一起煮，那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