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崔浩之死，是死于一起偶然事件—续修《国史》，秉笔直书得罪了皇帝。实则和檀道济一样，祸因很早之前就已种下。有人如此评价崔浩：崔公善于谋人，不善于谋己。也就是说，崔浩虽然聪明绝顶，能够对时局、人心做到洞若观火，但他却无法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定位。

崔浩的定位是什么：大臣，魏国的大臣。纵便魏太武帝对他言听计从，甚至不惜为了崔浩得罪像长孙嵩这样的元老级人物，但这并不能改变崔浩只是魏帝麾下的一名臣子的定位。可是崔浩是怎么定位自己的呢？—我是魏国统一北方的首功之臣，这个国家少得了任何人，少不了我，因此我骄傲一点，得意一点也没关系，因为皇帝永远会站在我这边，支持我的任何行为。

于是在“国史案”发生之前，魏国朝堂上经常出现这些场景：太子和大多数官员举荐某位官员担任地方刺史，他们所举荐的官员是鲜卑人。崔浩一人表示反对，说这个人才能不够，不如选用另一位官员担任该职位，他所举荐的官员是汉人。太子与百官因此弹劾崔浩假公济私，打压魏国的本族子民，而重用和他同族的子民。又或者太子和大多数官员提议该在某一地修建佛寺，崔浩又独自一人表示反对，说修建佛寺的行为是空耗国家资源，不但不应该修建，而且还应该将之前已修建的佛寺进行拆毁，让僧人参与国家生产。太子和大多数官员因此又弹劾崔浩，说他是汉人，汉人多是信奉道教，因此他的灭佛提议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着想，实则是想借此机会，用汉人信奉的道教取代鲜卑人信奉的佛教。

这是两大民族集团的对抗，汉人集团对抗鲜卑集团。崔浩再有才能，北魏这个国家毕竟是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因此他的汉人集团人数远比鲜卑集团的人数要少得多。魏太武帝一开始还站在崔浩这一边，但时间久了，他见崔浩一人与大多数官员为敌的情况非但没加以收敛，反而愈演愈烈，自然心中也有不满之意。再说续修国史这事吧，崔浩实事求是的记录魏国的历史，不惜得罪历代君王的行为本身有问题，但问题不是很大，但他在未经魏帝同意的情况下，就调用了数万民力，花费了三百万工时，在都城郊外兴师动众地树起那么多的石碑，直言魏国皇室的不光彩之事的行为，问题就很大了。且不说他碑文上的内容了，就请来说他请来这么多工匠，得花钱吧，开采这么多石头用来制作石碑，得花钱吧—这钱崔浩有能力出吗，没有，还得动用国库里的资金。前面说了，魏太武帝正忙着构思和宋国打仗的事呢，本来国库里的资金就捉襟见肘，这时候见崔浩竟然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把打仗用的钱去炫耀他“正直敢言，秉笔直书，不畏权贵”的“高贵品质”去了，岂能不生气？

所以，续修国史事件，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魏太武帝不但将崔浩斩首，而且盛怒之下，还判定整个崔氏一族，以及该族的姻亲卢氏、郭氏、柳氏等世族皆受连坐之罪，最终，涉嫌此案被杀的人数达数百人，史称“国史之狱”，北魏国中的汉人集团遭到严重的打击。

这下轮到宋文帝如释重负了：檀道济被杀之后，天下都说朕不识忠奸，自毁长城，朕亦深感愧疚已达十余年；但你们看，那魏国皇帝的行为比朕好得了多少，崔浩殚精竭虑助他统一北方，只因为说了几句实话，就被灭了九族，他难道不是自毁长城？当时，由于北方已经被魏国统一，而南方则长期只有宋国这一个国家，因此华夏大地，非属魏，即属宋，两国各经过十多年的休整，国力俱都得到了恢复，爆发第三次大战是必然趋势。就在崔浩被杀之前数月，魏帝刚刚遣使致信宋帝，威胁对方道：“之前，魏国北有柔然，西有赫连氏、沮渠氏、吐谷浑，东有冯弘（北燕末代国君）、高句丽，如今，朕皆已灭之（柔然、吐谷浑、高句丽只是向北魏称臣，并未被消灭，这是魏帝在吹牛了），小小刘宋王朝，岂能独存？如果阁下还想保住刘氏的祖庙，那就应该主动把长江以北的土地全部割让给魏国，把长江以北的军队全部撤退到南方，这样的话，朕或许会考虑放弃征服江南的土地，让给你们居住。”

书信中，魏帝的口气可谓无礼至极，宋文帝难咽这口恶气。这时候，崔浩被杀的消息传来，北方的其他士人即使未被“国史之狱”祸及的，也都人心惶惶，弃魏投宋者不在少数。对宋文帝来说，正可谓天助我也！公元450年六月，宋文帝正式下令宋国诸将，让他们重新制定北伐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