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奚斤在毛祖德身上吃了大亏，暂时不敢再打虎牢的主意，便上奏魏帝，请求绕过虎牢，先行攻打洛阳。恰好，魏帝拓跋嗣的五万援军此时也已抵达前线，且随军而来的还有一员悍将，名叫于栗磾，人称“黑槊将军”。这于栗磾善使一柄黑色的长矛，有万夫不当之勇，而且箭法奇准，有左右开弓之能。魏帝遂分出三千骑兵给于栗磾，让他相助达奚斤攻打洛阳、金墉二城。当时，负责镇守这两座城池的宋军将领名叫王涓之，却是个胆小怕事之徒，“黑槊将军”一到，王涓之迫于对方的威名，竟然不战而逃，洛阳、金墉二城被魏军轻易占领。魏帝任命于栗磾为豫州刺史，让他镇守洛阳、金墉二城。

随着滑台、洛阳相继沦陷，宋军的形势急剧恶化，尤其是由毛祖德镇守的虎牢，该地间于滑台、洛阳之间，渐渐成了宋国北方的一座孤岛。虽然如此，毛祖德豪气不减半分，洛阳沦陷之时，他曾派出部下窦晃率一支千人的军队前往支援，因王涓之弃城而逃，窦晃无功而返，并满脸惶恐地向驻守虎牢的宋军描述他亲眼看到的战况：“黑槊将军此人力大无穷，其射出的箭能够贯穿铁甲；魏国骑兵人人来去如飞，行动迅捷犹如闪电…”毛祖德听后，只是冷笑一声道：“怎么，将军怕了吗？你若是想学懦夫王涓之，现在就可以带着部下离开，本将绝不挽留！如果你决定留下，那就好好守城，不得胡言乱语，否则莫怪军法无情！”然后毛祖德召集全军，向他们颁布了同样的命令。

“不久之后，魏国军队为了侵吞我大宋北部，必将云集于此，对我们驻守的虎牢之地展开连番猛攻。我军只有一座孤城，五千士兵，连以一敌十都不能够，战况定是前所未有的惨烈。然而，我毛祖德身为大宋司州刺史，既奉命镇守此地，责无旁贷，此城在，我毛祖德在，此城若失，我毛祖德绝不忍辱偷生。诸位皆有父母妻儿，我不愿连累诸位，若是谁有怯战之心，可立即离开此地，我保证不予追究；但是，等到两军开战之时，再发现有畏战者、逃离者，我这手中的利剑绝不答应！”

众将士听过毛祖德训话，一片肃静，鸦雀无声，当夜，有数十人悄悄逃离虎牢军营，不知往何处去了。哨卫禀报毛祖德，毛祖德正在读书，听后头也不抬，摆摆手道：“人各有志，不便勉强，何况我已有言在先，不愿留下者可任由他们离开。”之后他又自言自语道：“看来我大宋的壮士还是极多的，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数十人逃离，倒是完全出乎我的预料。”脸上不禁显露出踌躇满志之色。

公元423年三月，魏宋河南之战进入到白日化阶段，和毛祖德事先判断的一样，魏军在拿下滑台、洛阳、金墉等城邑之后，基本肃清了侧翼的威胁，其位于中原地区的几部主力大军终于以乌云压城之势从四面八方对虎牢展开合围。在此处战场，魏军方面，仍是由达奚斤在前线担任最高统帅，另一员魏军大将公孙表则担任副统帅，二人总计辖有步、骑大军六万余人；宋军方面，驻守虎牢的还是毛祖德，总兵力约五千人。另外，在虎牢以东，大约千里之外，宋国的另一北方重镇东阳（在今山东省青州市），同一时间也遭到了魏军的进攻，率领这支魏军的主将名叫叔孙建，部下共有步、骑军队三万余人，而留守东阳的宋青州刺史名叫竺夔，他的军队总人数才一千五百人，甚至还远远少于毛祖德。所以笔者在上文才特意提到“威慑力”这个名词，宋武帝刘裕在世的时候，像洛阳、虎牢、东阳这些地区其实同样是由这么多人驻防，魏军虽有吞并河南之心，迫于刘裕强大的威慑力，一直不敢轻举妄动；随着刘裕去世，威慑力随之消失，宋国北部随即就战火连天了。

幸好，刘裕在临终前已预见到这一局面会出现，又另外备下了一支军队，就驻扎在长江以北，以供随时北上支援。这支负有重大使命的军队主帅，当然不是一般人能够担任的，他就是檀道济。这些年，随着宋国的名将一个个战死，檀道济的地位愈发重要，完全可以用“国之栋梁、中游砥柱”来形容。不过，和毛祖德、竺夔的情况有些相似的是，檀道济的资历虽然极高，地位虽然显赫，兵力却也不算多，其帐下士兵加起来也就一两万人。这事其实也好理解，宋国上下既已放弃北伐，其核心疆域位于南方，主要兵力自然也得部署在南方，用作拱卫京师。檀道济本人也深知“功高震主”“强枝弱干”或会引起朝臣的猜疑，对朝廷这样的安排并无异议，在他看来：打仗嘛，靠得主要是策略，兵力多寡只是次要因素—这一点先帝刘裕就是个例子。于是这些年，他一门心思把精力放在了琢磨战争策略这件事上，一边琢磨一边记录，最终完成了一本著名的兵书。就是这本兵书，后来家喻户晓，家喻户晓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人可能对《孙子兵法》完全不了解，但这本兵书，却至少能背个大半。

《三十六计》—作者檀道济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