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兴登基之时，年仅二十四岁，他谨记父皇的叮嘱，将国家大事交给那些贤明的人处理，同时大力提倡儒学，兴办学校，启用四方有识之士。在他的辛勤治理下，后秦于数年之内，先是击败苻登（苻坚族孙，苻坚死后，他自称前秦皇帝）领导的前秦残余势力，之后他又兵发凉州，陆续征服了盘踞在此的西秦（乞伏鲜卑人建立的国家，国号也称秦国）、后凉等势力，基本上统一了整个关内地区。这样，在姚兴手中，后秦在一段时期内国力达到鼎盛，其疆域“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成为了威震西方的强大霸主。

不过好景不长，后秦的快速崛起，很快引起了拓跋珪的警觉。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占领了河北之后，北魏与后秦两个北方大国因互相接壤，都有吞并对方的志向。公元402年，北魏、后秦两国皆起倾国之兵，在并州地区展开大战，史称“柴壁之战”，结果姚兴领导的秦军不敌拓跋珪领导的魏军，惨遭溃败不说，仅战死和被俘虏的士兵就达四万人。这一战结束后，后秦再也无力东进与北魏抗争，实际上已失去了进兵中原的希望。

柴壁之战，对姚兴而言，造成的打击不可谓不大—尤其是心理上的打击。在见识到战争的残酷性之后，那位奋发图强的年轻君王，开始安于现状，并沉迷于佛教。在他的提倡和鼓励下，一时间后秦国内寺庙、佛塔林立，仅长安一地的僧人就达五千余人。这对佛教的传播当然是件好事，但对后秦这个国家而言，却有极大的负面作用。试想，一个读书人经过十年寒窗，从治国之术学到兵法韬略，最终却发现其所学的知识毫无用处，还不如那些念经诵佛的僧人，他该有多么失望。而且，修建寺庙、佛塔耗费了许多国家资源，后秦富裕的国库因此枯竭，肥沃的耕地因此荒芜，精锐的军队因此解散…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姚兴沉迷于佛教之后，逐渐对一切事情都看得淡了，正如佛家有云：一切皆为虚幻，人生如梦随风散！那么好了，人生既然如梦，那还去奋斗什么，拼搏什么—刘裕要的淮北十二郡土地，本来就是后秦从东晋那儿抢来的，既然刘裕想要回去，那就还给他吧…

姚兴割让十二郡土地一事，曾遭到满朝官员反对，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一样，脑子进了水。姚兴却以旨意已下为由，执意割让土地，并振振有辞道：“刘裕诛杀奸臣桓玄，匡扶晋朝社稷，使得万民安居乐业，这些都是替天行道的好事啊。他一个出身卑微的贫民尚且知道行善，朕饱受佛法熏陶，岂能甘居人下，区区几个郡，就还了他吧，毕竟大家都是做善事，本质上是一样的。”这时的姚兴自然不会想到，他的这一决定，是其一生中犯下的两个最大错误（另一个大错误下文还会讲到）之一。十二年后，正是他口中的“大善人”刘裕，率领晋军浩浩荡荡地杀向长安，一举将后秦灭亡。

闲话几句，再回说正题。讨灭桓玄，整顿朝政，又成功收复了淮北十二郡之后，刘裕在东晋已不止权倾朝野，更成为了新一代的“民族偶像”。东晋之前的民族偶像有两个：桓温、谢安，其中桓温晚节不保，唯有谢安高风亮节，一直被晋人所敬重。公元306年，刘裕因其功绩和声望，在之前的官位基础上，又被册封为豫章郡公，食邑万户，获赏绢三万匹。他的僚佐只比原太傅谢安府的僚佐低一等。之后仅过了一年多，公元308年正月，晋安帝又加拜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徐兖二州刺史，让他全面主掌朝政大权。

一个人当官能当到这个份上，和皇帝其实也没什么差别了—形同摄政王，只差一个皇帝的名分。对比到了这个位置，就急不可耐称帝的失败者桓玄，成功者刘裕心中，却是忐忑大于喜悦。他忐忑什么呢？—忐忑自己的政绩，不足以享有这么高的地位啊。

所以随后不久，他就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兴兵北伐！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北伐一词，几乎成为了东晋历任宰相共同的口号。庾亮、殷浩、桓温、谢安，都主持过北伐，出现频率之高，北伐效果之差，已让人听后觉得厌烦。但是没办法，谁让晋朝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汉人不敌胡人，痛失半壁江山”的耻辱时代，所以在五胡乱华时期，晋国虽然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弱势地位，但这个国家，只有主战派，没有主和派，打不过也要打！（对比之后在主张、主和之间举棋不定的南宋，东晋的这一特点，必须要给予肯定）刘裕也是一样，他当上了晋国的宰相之后，一旦稳定住国内政局，很快就把目光投向了北方，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仅仅从神志不清的姚兴手中要回来十二郡，那对自尊心强烈的晋人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真正意义上的北伐成功，才能确保他不会步桓玄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