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我回来了。

这次去天津参加大学同学十周年聚会。聚会完毕后，我又去了一趟北京，和出版社主编交流了一下。

根据出版社反馈的数据，我的两本新书上市一周年，已累计完成销售八千余套，即一万六千余单本。这个成绩固然算不上优秀，但至少让我明白，有许多喜欢历史的朋友在背后默默的支持着我。接下来我会更加努力，争取保持每年至少写完一本书的进度，现在《魏晋名将传奇》已接近完稿状态，接下来本作的故事将进入南北朝时期。

再回到公元373年，也就是司马昱驾崩的次年，桓温带兵入京，企图逼迫新帝司马曜（司马昱之子，该年十二岁）主动让出皇位。此时，谢安已升任为侍中，兼任吏部尚书、中护军，相当于东晋的宰相。与之一道担任宰相之职的，还有另一位东晋重臣，名叫王坦之。当然了，同样是宰相，谢安、王坦之和前秦宰相王猛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前秦的权力，主要集中在苻坚和王猛二人手里，加上苻坚事事全听王猛的，所以王猛的宰相当得是名副其实；而东晋这边，全国最精锐的两支部队荆州兵、北府兵全部归桓温所掌控，所以谢安、王坦之虽然看起来官衔很大，实则根本就没啥权力。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谢安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就从一个小小的军司马升任为宰相，主要原因正是桓温推荐了他（客观的说，桓温其实对谢安有知遇之恩）。在桓温看来，他身为桓氏的领袖，再加上郗氏和谢氏两大士族的支持，要取代司马曜登基称帝，实乃易如反掌。于是，公元273年二月，桓温踌躇满志地率军抵达了建康西郊新亭（在今南京市以西），和他预料得一样，百官在谢安、王坦之、郗超二人的带领下，早已齐刷刷地跪拜在道路两侧，恭候他的到来。

在这之前，桓温早已放出风声：他这次入京，要么接受禅让，要么当摄政王。见群臣这么隆重地前来迎接自己，桓温大喜过望，只道谢安、王坦之已一切准备就绪。可是稍一接触，桓温敏锐地发现：不对，谢安、王坦之二人怎么是空手而来—小皇帝禅让皇位给我的公文，以及传国玉玺呢？

带着这个疑惑，他暗中召来自己部署在朝廷的内应郗超，问他到底怎么回事。郗超无奈地叹了口气，解释说：本来先帝临终之前，就有心在遗诏中写明，册封桓温为摄政王，代替太子治国；并且还声明，如果太子才能不济，桓温可取而代之。孰料谢安、王坦之二人宁死不肯奉诏，甚至公然当着先帝的面将已经拟好的遗诏撕毁，先帝无奈之下，只好令谢安重新起草遗诏，仅任命桓温和谢安、王坦之一样担任辅政大臣。

桓温听了这话，岂能不怒：“谢安这厮，若非本将军请他出山，至今他还在东山之滨钓鱼下棋呢！想不到他竟敢恩将仇报，与我作对—来人哪，传谢安、王坦之前来见我！”

传令完毕，桓温即下马驻军，在新亭设下营帐。并让郗超带着几十名刀斧手，埋伏在军帐之后。王坦之听说桓温只下令单独召见他和谢安，已知道是他俩修改遗诏惹的祸，当场被吓得浑身颤栗，面无血色。谢安却只是微微一笑，说道：“看来晋朝的存亡，就取决于此行了！”于是搀扶着王坦之，二人一道步入桓温的军帐。

想那军帐狭小，数十名刀斧手埋伏在其中，如何能够不显踪迹。谢安、王坦之与桓温会面之后，双方未来得及答话，王坦之已经是汗湿衣襟，连手板（也称笏板，古代大臣上朝时拿在手中的器具）都拿倒了；谢安扫视了一下四周，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桓温见对方笑得莫名其妙，忍不住问谢安：“你为何发笑，难道是在嘲笑我么？”

“下官岂敢笑话大将军，之所以发笑，不过是今日恰好撞见入幕之宾罢了。”

桓温想了一想，随即也大笑起来。原来，谢安这句话说得极妙，因为那埋伏在军帐之中的郗超，另一层身份，正是桓温的幕僚。谢安说的入幕之宾，既可以明指郗超躲在幕后，不敢见人，也可以暗指郗超为虎作伥，常年担任桓温的爪牙。桓温没想到谢安在这种情形下竟然还有心情想出一句十分贴切的成语，用来讽刺郗超，只得干笑了几声，叫郗超出来，与谢安、王坦之相见。

谢安与郗超施礼过了，淡定入座，然后他又问桓温：“我听说诸侯若有道义，四邻都是他的守卫。将军召见两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又何必置下如此多的刀斧手呢？”

别看谢安这句话平淡无奇，实则又点破了桓温的心思。要知道，凭桓温的实力，他要当皇帝其实很简单—自立为帝就行，谁也拦不住。之所以又是造势，又是恐吓，又等着别人禅让的，只因他这人当了一辈子的民族英雄，虽然嘴上说不稀罕美名，实则他比谁都稀罕。若是公然杀谢安、王坦之，自立为帝，那他就成了彻彻底底的乱臣贼子，日后史书在记载他的时候，将描述得连石虎都不如；但如果能够通过威压、恐吓等手段，让晋国君臣主动把皇位禅让给他，那日后史书在记载他的时候，至少会将他和曹操、司马懿归为一类—虽然篡国是事实，但还是公认的大英雄嘛。桓温自谓不怕遗臭万年，但他还是有底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