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临走前，苻坚嘱咐他与杨安道：“蒲阪、陕城皆位于长安以东，临近燕国，虽得细作来报—燕军不会出兵干预此战，但为免节外生枝，你二人率军抵达各自目标后，可暂时驻扎在城外三十里处。待长安以西的上邽、安定等地平定，再并力攻取。”
王猛依计而行，一到蒲阪境内，他立即下令三军深沟高壑，在城西三十里处扎营。苻柳多次派人前往挑战，王猛大军巍然不动。半年之后，西线捷报传来：“起初，杨成世、毛嵩负责攻打上邽、安定，作战不利。大王明察秋毫，下令召回此二人，改派武卫将军王鉴、宁朔将军吕光继续前往征讨，这次终于大胜，现上邽、安定等地皆已收复。”
王猛部下听后，纷纷大喜，建议王猛可趁机攻打蒲阪。王猛笑道：“四镇叛军，现已败了两路，其余两路自会前来寻死，何须我等前去征讨。”不日，苻柳听闻西线叛军已败，果然孤注一掷，留下其子苻良镇守蒲阪，亲自提兵二万五千，绕过王猛营地，径直前往攻打长安。王猛见叛军白天从营外路过，不动声色，下令全军继续坚守，不得出营作战；到了夜间，他急令部将邓羌率骑兵七千人，挥师向西追击。当邓羌带着七千人一路奔驰了百余里，终于追上叛军时，苻柳却因王猛多月来始终按兵不动，只道其胆怯，不敢与自己交战，正放心大胆的与全军将士在野外扎营安睡。
因而，邓羌只费一番冲击，苻柳与他那二万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士兵们旋即溃败。苻柳见连长安的城角都没摸到便损兵折将达半数，只得匆匆忙忙的又带着军队向蒲阪撤退，结果在这次撤军途中，叛军再次遭到王猛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苻柳仅得以率数百骑逃回蒲阪。王猛趁势联络邓羌等人，从四面猛攻城池，费时一个多月，终于将蒲阪攻克，并擒杀苻柳及其妻儿。
至此，叛军大势已去，王猛驻军蒲阪后，派遣邓羌南下，协助杨安再攻陕城；同时，负责攻打西线的王鉴等人也已及时归来，与杨安、邓羌完成会师。到了该年年底，在前秦三路大军的围攻下，陕城陷落，秦国的内乱终于被彻底平定。说起来有些可笑的是，当初只顾看秦国笑话，不思进取的邻国前燕，这时反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还是因为桓温，他又宣布北伐了。
桓温前两次北伐，从整体效果上看，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战绩差强人意。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桓温无能，因为“南方政权进攻北方政权”，对历代军事家来说都是个难度极大的命题。经过又一次深刻的反思，一生用兵谨慎，从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桓温，于第二次北伐之后又过了十年，才终于开启了第三次北伐—这次他把北伐的目标，对准了占据关东的前燕。
这其中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在这十年之中，他不但耗死了慕容恪，而且还等来了燕国的由盛转衰。但这都不是桓温此次北伐自信的来源—桓温在这十年之中，已找到了一件利器，桓温相信只要有了它，从今往后他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且能够藉此实现其心中长久以来的夙愿。
“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桓温的座右铭）
这件利器，并非是兵法谋略，也非弓弩战戈，准确的说，其实是“人”。南方政权之所以长久以来无法战胜北方政权，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即北方地域辽阔，且民风善武，因此北方的人口更多，士兵也更精壮。不过这一差距在“永嘉之乱”以后已不再那么明显，原因也很简单：大量的北方人口迁移至南方，使得身为南方政权的东晋拥有了大量的精壮战士。
这其中，又以“北府兵”最富盛名。
北府，即京口（在今江苏镇江），位于建康城东北，与建康城以西的采石矶并称为东晋政权的两大屏障。所以，自从永嘉之乱以来，镇守京口的将领皆非泛泛之辈，先是有祖逖，之后有郗鉴，皆是忠勇双全的好汉。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两晋时期和三国时期一样，也是个大乱世，自然英雄辈出。鉴于本文篇幅有限，不可能对所有的英雄一一详尽道来，所以只能委屈郗鉴这位东晋名将了。事实上，郗鉴此人的传奇色彩相比祖逖毫不逊色，正是在他镇守京口期间，通过吸收北方逃亡而来的流民，渐渐组建成了一支精锐的戍京部队—史称：北府兵。
北府兵初具雏形，当在后赵强盛时期。那时，石勒南征北讨，战无不胜，东晋方面，桓温尚未横空出世，长江上游的蜀地也还没收复，所以东晋能够坐稳东南半壁江山，且数十年来国泰民安，郗鉴与他的北府兵将士绝对功不可没。公元339年，郗鉴去世，之后，其子郗愔继承了北府兵的兵权，以及其父亲的爵位。
再回到桓温第三次北伐这件事上，公元369年，桓温因燕国新丧了太宰慕容恪，接任首辅之位的慕容评又表现得十分昏庸，遂决定开启第三次北伐。在开战之前，他第一时间致信于郗鉴之子郗愔，想寻求他的帮助。
和其他的晋国子民一样，郗愔一直以来也把桓温当作“民族偶像”。见偶像主动来求帮助，郗愔情绪万分激动，当即回信道：“承蒙大将军厚爱，卑职愿与您一齐辅佐王室，只等您一声令下，郗愔便亲率军队渡江北上。”
书信写完后，郗愔让其子郗超派人送给桓温。郗超为人谨细，悄悄打开父亲的书信来看，看过之后，郗超随即将父亲的书信投入了大火之中。一旁的随从见了，大惊失色，忙问郗超为何要这般行事。郗超道：“父亲不懂桓温的用意，我却是知道的—桓温常对人言：京口酒可饮，北府兵可用。在我看来，桓温早就有心兼并我父亲的军队，壮大其实力，只恨他之前无北伐的契机，便没了兼并北府兵的由头。如今他一宣布北伐，便致信我父亲寻求相助，若不主动交上兵权，只怕要惹大祸上身。”
于是，郗超模仿父亲的笔迹，另行写了一封信送给桓温，这份书信中写道：“卑职年老多病，才干又远远不及大将军，从今往后，京口一带的军队可任由大将军调用，卑职只求一个闲职，可颐养天年足矣。”
桓温见了该书信，果然大喜，他迫不及待地将郗愔改任为会稽内史，同时将其兵权收入囊中，自领徐、兖二州刺史。之后，有人将郗超篡改郗愔书信的事儿向桓温告密，桓温叹道：“我自以为计策高明，原来被郗超看得一清二楚。此人智慧深刻不测，可随我出征。”于是传令下去，让郗超入职军中，参与此次北伐行动。
公元369年四月，桓温在姑孰（在今安徽当涂）誓师三军，宣布第三次北伐之战正式打响。此役，桓温共计出兵五万余人，其中有半数是东晋最精锐的北府兵；另外，桓温又召集战船千艘，其中有许多是大型楼船。结合东晋的国力来看，这次桓温已押上了他所能调用的最大资源（之后举世瞩目的淝水之战，面对苻坚咄咄逼人的近百万大军，东晋使出全力抵抗，所动用的兵力也不过才八万人），因而全国上下，都认定他此战必能得胜归来，甚至有许多大臣赶往姑孰，提前为他进行庆贺。
在一片欢呼声中，有一人依然保持了冷静—郗超。郗超望着江面上星罗密布的千艘战船，问意气奋发、即将踏上征途的桓温道：“大将军，请恕在下问您一事，您调集如此多的战船，而且是大型楼船，是出于什么缘故？”
桓温的部队一半都是“郗家军”，故他见是郗超发问，不敢怠慢，如实回道：“我之前北伐秦国，之所以在大好局面下功败垂成，想来，只是因为运粮艰难、粮草不济。这次我吸取教训，决定利用战船之利，改从水路北上，以省下运粮的人力。”
郗超仍是不解，再问桓温：“据在下所知，若走水路前往河北，必须途经汴水（即汴渠，东汉时期曾任用王景对该河进行过治理，这事笔者在《秦汉篇》中有过介绍）。汴水近来年已逐渐干涸，只怕不利于大船行驶呢。”
桓温因出兵号令已经下达，五万大军出发在即，遂不再和郗超多言，径直登上旗舰，高举令旗挥舞数下，下令船队启程。到了六月，桓温的水军顺着长江、淮水，以及其间的众多小河道七绕八绕，终于进入汴水。结果情形和郗超的预料如此一辙，因汴水近来已经干涸，晋军船队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桓温见状，毫无为难之色。他高声传令下去：“全军将士听令，立即弃船登岸，连夜开凿三百里河道，一定要重新将水路打通！”在五万将士的集体努力下，只费了大半月时间，晋军便生生又挖出了一条新的河道，并引入附近汶水（即大汶河，位于今山东沂源县）的水源灌入其中，以供战船行驶。于是，郗超所担心的问题被解决了，在桓温的指挥下，晋军水师最终顺利地进入了黄河流域，前后漫延达数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