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灭蜀双雄”邓艾、钟会，一个无辜被杀，一个谋反被杀，皆死于卫瓘之手。从事后来看，与其说卫瓘狡诈多智，不如说司马昭城府太深。因为就在半年前，司马昭制定伐蜀作战计划，并亲任钟会为实际统帅时，便有人劝司马昭道：“伐蜀一事用邓艾尚可，钟会实在不能教人放心。”当时，司马昭如是回道：“我用钟会伐蜀，只因其他将领集体反对，只有他一人与我意见相同。只要能平定蜀地，钟会纵便有谋反之心，哼哼，那时也由不得他了。”
因为这个缘故，卫瓘带着邓艾、钟会两人的首级回到洛阳后，非但未因“擅害功臣”之罪被弹劾（钟会虽反，但邓艾是公认的忠臣），反而是官运亨通，历任都督徐州诸军事（都督制度，从曹魏开始正式确立，“都督徐州诸军事”一职，即相当于日后的徐州总督）、青州牧、都督幽州诸军事等要职，成为了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
公元265年，距离攻克蜀汉才过一年多时间，身兼相国、晋王、加九锡的魏国第一权臣司马昭中风去世。其子司马炎效仿曹丕，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建立晋朝。
司马炎即是晋武帝，他称帝之后，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是谁呢？——当然是他的祖父司马懿。于是司马炎大率群臣前往司马懿陵墓祭奠，并为之加尊号为：宣皇帝（故《三国志》之中，并无司马懿事迹，因为他作为晋宣帝，被视作晋朝的开创者，相关事迹另被载入《晋书》）。
公元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听从镇南大将军杜预之谏，出兵二十万，兵分六路伐吴。此次作战，正如杜预事先预言的一样“以强大的晋军攻打弱小的东吴，就如用刀劈竹一般，只要劈开上面几节，余下的便可迎刃而解了。”晋伐吴之战打响后，晋军只在前期稍稍遭到吴军抵挡，之后一路势如破竹，到公元280年三月，吴国灭亡，吴皇帝，孙权之孙孙皓继刘禅之后，也被押解至晋都洛阳。
三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到此结束，华夏大地再次一统。鉴于此次参战双方实力太过悬殊，战斗过程太过简单，且期间吴军方面既无像姜维那样凭一支孤军扼守剑阁的孤胆英雄，也未出现邓艾偷渡阴平、滚毡下山那样的精妙奇策，过程可说寥寥，不值一提。反倒晋伐吴之前，晋灭吴之后发生的两件小事，在当时看来只是插曲，事后想来，却是颇为值得回味。
下面就专门说下这两件小事吧，不过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笔者在此还得插话几句，先介绍下晋朝的选官制度。
司马炎建立晋朝以后，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在选官制度上，依然沿用曹魏后期的九品中正制。何为九品中正制，简单来说，就是在魏晋时期，各州、各郡都设立有一个重要职位，名叫中正，然后由这些担任中正的官员作为裁判，去评判辖下的士人品级，从而把天下士人大致分作九品（这里的九品，指的是人的品级，而并不是人的官职大小，这和明清时期“几品官代表的什么是职位”的概念并不相同。例如一位士人被评为二品，即便他隐遁深山，远离尘世，他的品级依然是二品）。其中一、二、三品一般为上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说明这个士人可以委以重任，比如说担任中正（只有二品以上，才能担任中正）、三公、总督、或是州刺史；四、五两品为中品，可以担任别驾、郡守，做个地方要员，待遇也还不错；而六至九品为下品，顾名思义，一般只能担任些不入流的芝麻绿豆官，仅比布衣百姓稍微好些。
这一选官制度，在曹操执政时期就已出现萌芽，但曹操本人很不屑这种制度。为什么曹操不屑呢，因为他主张“唯才是举”，即一个人是不是得到重用，由这个人的才能决定。而九品中正制恰恰相反，在评判人的品级时，第一个考虑的是被评者的家世，其次是品德，最后才是能力。于是后人如此形容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曹丕、司马炎之所以推崇九品中正制，并不是“唯才是举”不好，正因他二人都是篡位者，名不正言不顺，所以需要那些传统豪强给予舆论上的支持，才能维护自身统治。这些传统大士族有哪些呢，比如说以陈群、陈泰父子为代表的陈氏，以贾逵、贾充父子为代表的贾氏，还有以刘豹、刘渊父子为代表的刘氏。
有朋友可能这时要问了：陈氏、贾氏两大家族之前多次出现，知道其影响力，那这个刘氏闻所未闻，又具有什么影响力呢？
事实上，笔者要说的晋伐吴之前的那起事件，正与这刘氏有关。
刘豹、刘渊父子二人祖上并不姓刘，这个“刘姓”其实是改姓。他们是匈奴人，他们的祖先，正是扬名大漠，一生无敌的冒顿大单于。
到魏晋时期，匈奴早已衰败，沦为了魏晋两大王朝的北方附庸，而且魏晋两朝的历代统治者为了防止匈奴帝国死灰复燃，常将匈奴人分成左、右、南、北、中五大部落，分别管理。那刘豹，正是匈奴人的左部帅，他一来仰慕中原的汉文化，二来为向新的中原统治者示好，于是在司马昭执政后期，他让年仅十几岁的小刘渊去洛阳，担任人质。
结果刘渊一入朝，立即得到了司马昭的喜爱，因为与只会喝酒、骑马的其他匈奴人不同，这刘渊自小喜爱读书，上至已近失传的商周时期古典，下至《史记》、《汉书》，无不熟读，尤其是《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吴子兵法》三书，他竟能倒背如流——这对一名胡人来说，可是太难得了！公元165年之后，随着司马昭去世，司马炎称帝，晋灭吴一事被纳入日程。经下属多次推荐，晋武帝司马炎也对刘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召见他，与之交谈，并考验他文采、武艺。文采这一块自不消说，刘渊的水平在当时的晋国已几乎无人能及；那武艺呢，这一点刘渊嘴上说的再好也是没用，于是他禀过晋宣帝，于殿外当着百官之面骑马射箭，但见他纵马如飞，如吕布再生，箭法通神，如李广在世。晋宣帝为刘渊的文武双全折服，事后，他与朝中的重臣们商议道：“刘渊之才，即便是贤如金日磾也远所不及。今后，朕打算用他都督东南军事，爱卿们觉得如何？”那些重臣们刚亲眼目睹了刘渊的能力，也无不夸赞。只有两位官员，一位叫孔恂，一位叫杨珧，这时插话道：“陛下难道没听说过有句话，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吗？那刘渊再是厉害，他毕竟是匈奴人，只怕他平定吴地之后，再也不会回来了。”仅这一番话，说得晋武帝默然无语，并最终放弃了这一打算。
以上是晋伐吴之前，下面再说下晋灭吴之后的另一件小事。
晋灭吴之后，吴国国君孙皓被晋军押至洛阳，这时距离蜀汉灭亡已有十多年了，期间，连被司马昭封作“安乐县公”，并留下了“乐不思蜀”这一脍炙人口的成语的刘禅，都已经过世。晋武帝这人有个最大的优点，他的胸襟颇大，不像他的祖父、父亲那么好猜疑。既见孙皓来降，他当即请起跪倒在殿下的孙皓，手指一旁下首的座位道：“朕设此座，等待爱卿久矣。”
作为胜利者，这是一个合适不过的炫耀，换作刘禅，那得赶紧磕头谢恩了。结果谁都没想到，那孙皓虽然无治国之才，却有豹的胆量，他起身后，不卑不亢地回答司马炎道：“臣子在江南，也设了一个同样的座位，在等着陛下前去呢。”
晋国百官听了这话，惊讶声四起，无不为孙皓捏了一把汗，只怕他当场就要人头落地了。幸亏司马炎是大胸襟，他听后只是点点头，笑着说，“哦，是吗？”竟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