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传(公元32-公元102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班超。
先接上文。
随着马援、刘秀两大“军神”的先后离世，天下时局逐渐步入东汉中期。汉明帝英气勃发，智追乃父，确为光武帝最合适的继承者。登基后，他谨遵先帝临终遗命。一方面，极力肯定相助先帝开国的一帮功臣们的功绩，置三十二人画像于云台阁中（马援因为死后获罪，又未平反，并未列入其中）；另一方面，权不借下，严格约束皇亲、外戚、权臣，维持强大的中央集权。
光武帝在世时，之所以明知是“薏米冤案”，最终还不了了之，主要还是考虑到窦氏、耿氏、梁氏都是开国功勋，又对朝廷忠心耿耿（窦融、耿弇本身的功绩，理应值得肯定），只得委屈同样忠心耿耿的马老将军；明帝继位后，对此也不着急解决，只是将马皇后的三位兄弟陆续接入宫中，各授以位不过九卿的官职，也算对得起老岳父的在天之灵了。其余的窦固、耿舒、梁松等人，除有诽谤朝廷之罪的梁松一人论刑外，过得也还算不错。
就这样，马氏、窦氏、耿氏三大家族，一个是外戚，但是“戴罪之身”；另外两个是功臣之后，但是“欺君罔上之徒”，各自心知肚明，胆战心惊，在天子脚下平静、低调地生活着。
转眼间，已是十年后。
历史上的盛世大抵相同，无非是“政治清明”，“整肃吏治”，“国库殷富”，“户口滋生”。以上这些，光武帝在位时便初现端倪；明帝继位后，依葫芦画瓢，不必一一繁述。接下来，只浅谈汉明帝的两点重大功绩——纵是以光武帝的雄才大略，这两件大事，他也没敢稍稍染指。到了汉明帝手上，这两件事，终到了可以解决，务必解决的时候了。
第一件：黄河整治问题。
黄河整治，历来是个大难题，而之所以难，关键在于河水多淤沙。淤沙一多，便容易发生决口和改道。新矯hong王莽时期，随着淤沙积累到一定程度，连接“黄河—淮河”的一条水道，名叫汴渠的（黄河支流），终因不堪重负而决口，屡禁不止，两岸百姓苦不堪言。光武帝统一天下后，本倒是想花精力修治的，结果一算，竟然要上百亿钱（有人曾统计过，东汉一年财政收入也不过百亿）！于是这事也就没下文了，只得听任汴渠继续泛滥，至多将两岸的居民往别处迁徙。到了汉明帝任上，他蒙下臣推荐，得知有一乐浪郡人，名叫王景，精通水利，便问他汴渠应不应当治理。王景回道：汴渠水域靠近洛阳，沿途都是产粮之地，因此虽然治理费用巨大，仍宜修治，可福泽万民，并保障京师安全。汉明帝用人不疑，便用王景主持治水，并为之提供经费、图籍、助手，并征发了多达数十万的民力，全力以赴。王景经过详细考察，首先加固黄河主干道两岸河堤，使得河水通往渤海一路畅通无阻；其次，又在黄河与汴渠的连接部位——“荥阳渠口”处设置木制水闸，一旦黄河水位攀升，便立即紧闭闸门，限制河水大量涌入汴渠；最后，又对汴渠的流向进行适当地调整，改急流为缓流，改弯道为直道，尽可能减少汴渠之水流入淮河的阻力。三管齐下后，非但汴渠的泛滥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黄河主干道也因为加固了河堤，近千年没遭遇大型洪灾。——史称“王景治水”（此是笔者总结，详见相关文献）。
王景治水成功的背后，是大汉国力强盛的体现。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夏季起始，耗资上百亿钱，动用数十万民力的浩大工程，至隔年夏季便宣告顺利竣工，且工程质量经得起数百年的考验。国力不强盛，如何做得到？而更夸张的是，治水之事刚完，朝廷稍作憩息，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调集军队，又准备做第二件大事。
与北匈奴开战！争夺西域！
事件的导火索，始于永平八年（公元65年）的一封奏疏。
截止到该年，东汉帝国吸取西汉时期穷兵黩武的深刻教训，始终保持着一种温和、友好、以和为贵的态度，与四周近邻们互相协助，和平共存着。南匈奴、乌桓、鲜卑，分处汉国北塞为他们各自划定的区域内，不轻易生事；羌人、蛮人、越人，早被马援吓怕，也不敢再闹独立，堪称四境安宁。一日，北匈奴大单于突遣使者过来，主动进贡礼品，要与大汉建立邦交。汉明帝会见匈奴使者过后，见对方意诚，作为答礼，便令越骑司马郑众持节北上，出使大漠。
郑众不肯去。
汉明帝就奇怪了：去年，北匈奴使者已来过洛阳一次，当时便是由你前往答礼的。之后双方虽未能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但你能安全返回，也说明对方确有诚意。怎的这次对方诚意更深，礼品都带来了，你却畏首畏尾起来？于是再下令郑众：必须去！
郑众被逼急了，只得上奏道：“微臣前次出使大漠，已知北匈奴大单于绝无归汉诚意。这番再遣使者贡厚礼前来，一来为警示西域各国，防止其向东来投；二来为离间南匈奴、乌桓、鲜卑各部，欲诱之北上。陛下试想：南匈奴、乌桓、鲜卑自先帝一朝已然南下，相助我大汉抵御北匈奴多年，为何？——正为北匈奴畏惧大汉强盛，投鼠忌器，不敢轻易攻之。一旦陛下显出与北匈奴交好之意，三部胡人夹于其中，必纷纷叛逃，为祸不远矣！”
明帝阅完奏疏，笑道：“今日之南、北匈奴，于我大汉而言，譬如小儿。孰与战，孰与和，悉决于朕，郑众何其多虑耶。”仍令他持节北上。郑众推却不过，只得率随从数人而去。行至半路时，郑众想想，还是不对劲，便又于半道上滞留下来，反复上书力争，劝皇帝收回成命。终于激得汉明帝恼怒起来：不愿去便是不愿去，找这许多借口做什么？竟改下一令，将郑众下入狱中，准备深责之。恰逢天下大赦，郑众凭此躲过一场牢狱之灾，以庶民之身还乡。明帝事后怒气消了，也不另行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