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说过，光武帝答应吴汉所请，授之为伐蜀诸路大军总统帅时，曾有个条件，那就是但凡具体军事行动，必须及时用书面形式汇报。为此，光武帝特在“洛阳—成都”之间的诸条要道上，设下了大量驿站，备下了大量快马，以确保八百里快骑，往来报讯无误。

却说到时年夏季时，吴汉率步骑数万，奋起神威，连夺武阳、广都，一路向北过去，笔直杀到成都城下，四面攻打了已有数月。因公孙述决意不降，四方援兵、败兵又不断向成都汇拢而来，胜负一时难分。光武帝闻知战况，差人赐书于吴汉，教他拔寨南回，立即撤回广都。

“今成都守军尚有十余万之众，非是可急下之时。况且武阳、广都附近城邑，也都未降，将军有身后之险。与其作无谓争斗，将军不如用反客为主之计——先据守广都，诱敌来攻；若其不敢前来，则可移军向东，步步为营，显出要攻打广都周遭城邑之状，公孙述必分兵来救。待挫败敌军数次之后，成都城中守军减半，士气一坠到底，那时将军再发兵前往攻城，可一战而下也。”

吴汉部下看了这计，齐声称赞，说陛下真乃深通兵法之人。数千里之外，又不知战场地势，竟能算计得这等仔细，殊为不易。却听吴汉暴喝一声道：“陛下太过谨慎也！用这等战法，今日诱杀敌军一百，明日诱杀敌军一千，要取下成都，得战到何时？本将军主意定了，只这一月之内，必下成都，为岑将军报杀身之仇！”

副将之中，曾跟随来歙、盖延，后独领一支骑兵，抄小道赶来成都与南路军会师的刘尚闻言道：“纵便将军豪情万丈，有一事却不可不防。——此地往南去十里处，有一岷江支流，东西走向，宽度不下十里，正挡着成都与广都之间，我等来时动用渡船，方得到此。将军不用陛下之计，一旦围城日久，久攻不克，公孙大军必趁我军士气衰竭之时，反守为攻。我等万一作战不利，退至江边，更无去路，岂不是有全军覆没之险？”

吴汉斜眼看他，笑道：“本将军敢夸口一月可下成都，正为有此水道。焉是你等可知。”旋即颁下令去：全军撤离城围，向南撤退至江水北岸，再重新安营。

汉军大多不解其意，只知大司马有令，不得不从，迅速收拾军器等物，向南退去，一日之内，全然安营完毕。吴汉正当心喜时，却见刘尚独身前来，又说他道：“大司马安营于江北，可是要背水一战？”

“正是！”

“若公孙述纠合全城将士，一齐来攻，将军能必操胜券否？”

“汉军本就精锐，再有背水之事作激励，岂有不胜之理。待胜了，正好趁势进围成都！”

刘尚跺脚道：“昔日韩信用这一计时，只为别无他法；而将军，却是有必胜之策而不用。休怪末将屡出不吉之言，这一战，关系到乾坤谁主，大意不得。一旦稍有不利，将军与我死便死了，陛下再欲取蜀中，千难万难矣！”

吴汉默然良久，激昂之情大去，叹口气道：“是此理了。既然如此，将军可率旧部先过江去，另立一营。二营之间再用渡船、大筏相连，筑浮桥一座，使之南北贯通。他日公孙老贼若有兵到，将军可即发兵来援，与我内外夹攻；即便不利，留少数军士稍稍阻住敌军攻势，主力也能安然遁去。”

刘尚原意是要劝吴汉照搬光武帝之计，但经反复劝说，见他急欲速胜，非得争分夺秒地擒杀“公孙老贼”才肯甘休，也只得权且折中，采用该计。于是汉军数万人，当下被拆作两部：吴汉领一军，二万余人，屯扎于江北；刘尚领一军，万余人，屯扎于江南。两营之间唯凭浮桥相连，相距约二十里。

忙完这一切后，吴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是摆明无疑了，但出于对光武帝的尊重和敬畏，仍按前例，修书一封，令人星夜将二营布置之法送呈洛阳。

在此且插一句，所谓“八百里快骑”，说的只是信使通过沿途不断更换良马，理想化的最快日行路程。其实长途奔波的话，平摊下来，信使于陆路上能日行四五百里，便算是极快的了；若再有水路，则速度又要大幅减缓。吴汉书信发出时，是为该年七月；书信到洛阳时，已是该年八月。光武帝阅完书信后，掐算下吴汉分两处安营的日程，当场作出了判断：不等朕回书到得吴汉营中，汉军必然已败！

但吴汉这人性格向来就是这样，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了。光武帝提起笔来，想骂，一时竟不知该怎么骂才好！只得回书告诉吴汉——判断他必会兵败的理由。

“成军之中不乏有能用兵者，见大司马与刘将军二人分作两营屯扎，必也分出两军，一攻江南，一攻江北，约期同时出战，且必以主力去攻江南。你二人相距达二十里，各有军士过万，却仅凭一条狭窄的浮桥相连，如何互救，如何照应？一旦刘尚兵败，大司马又为江水阻隔，焉得南渡！……若苍天垂怜，朕书信到的及时，大司马当与刘尚合兵一处，速回广都；若朕书信到时，成军已兵分二路而出……”

写到此处，来歙、岑彭，以及许多偏、卑之将，昔日的音容笑貌，在光武帝眼前一一闪过……不想如今吴汉亦要遭逢此难！他无力地叹息一声，竟搁下笔来，吩咐左右道：“径将此书，速速送往蜀中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