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四回：定律法休养生息，封功臣萧何第一
汉高祖嘴上说的好听，无德无才不做皇帝，一旦做了皇帝后，那是厚积薄发不可遏制，显然是早有准备。很快，他便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如释放死罪以下囚徒，裁兵减员等，对于那些仍“占山为王”的好汉们，高祖下令：只要肯弃盗从良，不但不加怪罪，还会发放田地给他们耕作。因此群盗屏息，百姓悦服，熙攘多年的天下渐渐归于平静。
这就是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作为基本国策，一直沿用到“文景之治”时期。高祖作为首创者，功莫大焉。可以这么说，项羽的眼光一直放在战场上，而他的眼光，则是放在整个天下，孰高孰低，一目了然。作为一名皇帝，他在个人品德上有太多不足，但偏偏掐住了最关键的一点：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老百姓不会因为刘邦耍流氓而憎恨他；却会因为项羽爱屠城而憎恨他。就此事而论，阴陵农夫的表现足以证明——他可是货真价实的楚国人哪。
高祖以休养生息作为终结乱世的治国方针，甚是高明。但光靠这一点是不够的，作为一个朝代，还必须要有律法。有朋友这时会说了，不是有“约法三章”么？——之前说过，“约法三章”的本质就是废除法律，因此只能作为权宜之计，不可长期使用。试想啊，既然是治世了，该种地的种地，该经商的经商，那万一出现土地纠纷，官司纠纷，如何解决？对此，高祖令萧何参考秦国律法，重新制定大汉律法，只有一个要求：量刑不得过重。
萧何不愧是萧何，埋头一番苦干，整理出一份《九章律》，即针对“盗、贼、囚、户、税”等九个犯罪科目进行了细分，并制成相应的惩处办法。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原版不动的借鉴了大秦律法，如“法律思想，定刑标准”等等，唯独将“刑罚严度”降了降——同样的罪，在秦朝可能是杀头，到了汉朝则变成了背杖三十，因此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这还不算，之后汉高祖又下令将秦朝时流行的“灭族”、“连坐”、“妖言惑众”等酷刑废除，说九条律法已然够用，无需再增加了。——对比秦朝时期成百上千条五花八门的律法，《九章律》绝对算的上是宽刑简罚。
但很快崇尚宽刑的高祖同志就后悔了，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该律法太过简单了。要知道，高祖麾下萧何、张良这样的文人毕竟少，大多是莽夫武将，一到朝会、宫宴时，全无体统。甚至，个别贪杯的悍将们，竟会在酒醉时拔剑乱砍，这可是在朝堂！高祖每当看到这一幕，都是毛骨悚然，偏偏碍于没有相应的律法，有苦难述。
却说有一老儒生，名叫叔孙通，熟习儒家之道。此人为人处事相当圆滑，秦朝时，他侍奉秦二世；后见秦朝将亡，便弃官而逃投入项梁手下；之后项梁战死，楚怀王抢收项家兵权，他又归到怀王帐下；再后来，西楚霸王一手遮天，渐渐视义帝为无物，他抓紧时机，又弃义帝而投项羽，任职于西楚国。最后，汉高祖还收三秦，东击彭城时，他又脱下儒生衣袍，穿件短袖投入到高祖帐下，被任命为博士，掌管史籍、典章等文字工作。眼下他见高祖为群臣目无尊上之事烦恼，上前进言道：“陛下与项羽决战之时，儒生无用；今海内一统，陛下却可用儒生以治国。”
“朕愿闻其详。”
“微臣可召集一批儒生，为陛下制定一套礼法。——律法无以限制时，便可用礼法对群臣加以约束。”
高祖一听，这主意不错哈。但又为难道：“朕乃布衣出身，不喜欢繁文缛节，如之奈何？”
“商、周、秦历朝历代礼法不一，微臣可为陛下将礼法简化。陛下能用者，臣留之；陛下不能用者，臣去之。绝不使陛下为难。”
高祖大喜，调拨钱财授令他前去忙活。结果没想到，这叔孙通一手抓钱，一手拿着皇帝旨意，竟然还有人不买帐。其实也不奇怪，天下哪里盛产儒生呢？——鲁地！人家都不怕屠城，还能怕你一张圣旨？有几人见叔孙通来，当场就骂开了：前日皇帝扫平天下时，你不推荐我等，现在天下已定，你却来找我们制定什么破礼法？礼法乃先贤所立，岂能因你一言就“化繁为简”？省省吧，我看阁下先后追随的主子不下十位，简直毫无廉耻可言，竟敢还敢自居儒生！
叔孙通不怒反笑道：乱世用武将，治世用文臣，这个道理还要老夫解释？你们几位，谁能上阵打仗？……再说了，天下大乱多时，你们当还是“孔圣人”在世那时吗？老夫忍辱负重，只为宣扬儒家道义，若不因时制宜，当今天下哪还有儒家一席之地？如此迂腐之辈，不用也罢。
而鲁人毕竟对高祖普遍有好感，虽有几人不去，大多还是踊跃报名。最终叔孙通召集到三十几人，返回国都成功制定出汉朝礼法：《傍章律》，共计一十八篇，对朝廷、祭祀、君臣礼仪等进行了细分。高祖一试，感叹道：“朕今日方知身为天子之尊贵也。”此礼法简而不俗，后来被汉朝历代国君一直沿用，叔孙通也借此一举成名，被太史公尊为“汉家儒宗”。
高祖不顾名声，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张良、陈平数献不义之计，为高祖挣得了一个“狡诈”的光荣称号；叔孙通见风使舵，以迎合主上为使命。这在春秋时期的确会被人唾弃，但时代不一样了，他们全部取得了成功。——此是与孙武子“兵不厌诈”，商鞅公“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也。
以上分别是制定律法、礼法过程。汉高祖吸取秦朝一味主张严刑酷法而迅速灭亡的教训，最终采用二者之所长，确定下汉朝初期礼、法相结合的整体制度。至于之后武帝的再次改革，此处不暇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