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们还极力攻击陆军部长布肖特。可是一来他们证据不足，二来布肖特不是无缝的蛋，三来布肖特有战功，所以他暂时还安然无恙。

193、雅各宾派内讧（3）

93年12月20日，德穆兰的《老科德利埃报》第二期出版，这一次他把攻击矛头指向了搞非基督教化运动的主要责任人之一的克洛茨，此人正是坚定的埃贝尔派分子。他撰文说：“此人和肖梅特实乃一丘之貉，他们说自己是在推动理性的车轮，不过我看恰巧相反，他们推动的恰恰是反革命的车轮！”

到了第三期，德穆兰就更加过分了，他的举动连罗伯斯庇尔也大惊失色，被他搞了个措手不及。这正是以丹东为代表的宽容派经过长期反思得出的结论，那就是自由和奴役不能并存，恐怖政策不能再施行。罗伯斯庇尔万万想不到丹东派会这么大胆，公开和救国委员会唱反调。

德穆兰在报纸上说：“救国委员会为了建立共和国，曾经认为在一个时期内需要专制君主的法律原则，而这却正好妨害了法国人的自由。”

这一期的报纸影响极其巨大，大大地鼓舞了宽容派的士气。他们纷纷拍手叫好，说德穆兰描绘了大家所处的时代的真实历史。这报纸的影响也鼓动了某些因革命而吃苦遭罪的有产者和一般群众，他们大多是《嫌疑分子法》的受害者。在丹东一派的鼓励下，他们终于敢向国民公会提出要求了。

在法国大革命中，女同胞们多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她们不能当风云一时的人物，可是所有的人都得给她们面子，巴黎妇女一跺脚，法国就要抖三抖。而罗伯斯庇尔又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所以做这种事情，让妇女打头阵是再好不过了。

况且她们也迫切要这样做。巴黎部分妇女的父亲、兄弟甚至是姐妹都因为《嫌疑分子法》蹲了号子，而且不少都是冤枉的，但以前因为气氛使然，她们都不敢要求什么。现在，正好借着丹东和德穆兰吹起的东风去国民公会请愿。

众怒难犯，罗伯斯庇尔也比较同情这些妇女的遭遇，便建议由救国委员会和总保安委员会推选人员组成一个司法委员会负责复查各种拘留案件，释放那些冤大头。

国民公会自然通过了他的建议。93年12月22日，国民公会作出决定，释放一名因违反《惩治囤积法》而被判刑的商人。不久之后，该法令也停止执行了。

德穆兰得寸进尺，在《老科德利埃报》第四期上，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认真处理好那些被关押的冤大头，但是他主张成立的是宽容委员会而不是司法委员会。他在报上说：“我珍爱的自由并不是不可琢磨的上帝，这自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不是歌舞剧中的美女，不是一顶红帽子，更不是一件脏衬衫和一些破衣服；自由就是幸福，就是理性，就是平等，就是公正，就是权利宣言，就是崇高无比的宪法。你们愿意我确认自由，愿意我拜倒在她的脚下吗？那么，请你们打开关押你们称之为嫌疑分子的20万公民的监狱吧，因为权利宣言中只有拘留所，没有嫌疑拘留所。”

他的文章再次引起轩然大波，罗伯斯庇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心里不禁有些疑惑不解，那个以前和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喊打喊杀的小报记者到底怎么了？

实践证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丹东任司法部长时，德穆兰就是他的秘书，整天和丹东呆在一起，自然受其影响较深，对于罗伯斯庇尔这个校友，他并没有和他共同进退的意愿。

与此同时，国民公会在宽容派的压力下，通过了改组救国委员会的决议，规定委员会的委员每个月改选三分之一。不过，由于当时的形势太过复杂，这个决议并未被执行。

罗伯斯庇尔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必须给丹东派以一定的警告，否则天知道他们还会捅出多大的娄子来。

194、雅各宾派内讧（4）

在获悉收复土伦的第二天，罗伯斯庇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关于革命政府的各项原则》的报告，对宽容派给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报告首先说明革命政府不同于立宪政府，立宪政府的目的是保持共和国，而革命政府的目的是奠定共和国。在后面，罗伯斯庇尔对极端派和宽容派各打五十大板，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谴责。他说“宽容派显得很稳重，却正像猥琐的人要貌似忠厚一样，而极端派显得坚毅，却像银样蜡枪头一样，水肿了还想装健康人。”

这样，他就对两派表明了态度，他的意思很明白，你们这群人做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消停，那我就可能让你们彻底消停。

但是，一个突发事件使局势彻底失控。丹东的好朋友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篡改国民公会命令的直接证据被人给找到了。罗伯斯庇尔对这种行为肯定不能原谅，便在国民公会上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而总保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也迅速行动，将法布尔.代格朗蒂纳逮捕归案。

丹东也和法布尔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法布尔被捕他不能做到无动于衷，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妄图对案件施加影响，结果在国民公会上遭到埃贝尔派的比约.瓦雷纳的严词痛斥。他说：“丹东滚你妈的蛋！那些所有站在法布尔.代格朗蒂纳身边的人都得遭殃，宽容派的进攻结束了，你们就好好体会一下我们的恐怖吧！”

极端派的反击早就开始。樊尚和龙森一被捕，埃贝尔等人立刻展开营救活动。他们的把握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手中控制着巴黎绝大多数的无套裤汉。当年人们怎么救的马拉，他们也想如法炮制。

樊尚和龙森一被捕，埃贝尔便立刻到雅各宾俱乐部进行抗议，埃贝尔分子还为这两个军界要员进行辩护，结果遭到宽容派的冷嘲热讽。

与此同时，极端派和宽容派的对决也从巴黎延伸到了外省，在阿尔萨斯、洛林、色当、马赛、里昂等地都充斥着两派或明或暗的较量，这种情况，和当年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的生死斗很是相似。

科德利埃俱乐部还适时派出一个代表团去国民公会请愿，不过他们那已经不叫请愿了，而是赤裸裸地威胁。这个代表团的发言人说话的语气傲慢之极，好似国民公会每个代表都欠他不少钱。他们要求（那语气就像是命令）国民公会立即控告73名吉伦特派分子，而这些人都是罗伯斯庇尔为之辩护过并经国民公会决定免予起诉的。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里昂的代表团正好来到国民公会，控告富歇和科洛.德布瓦，前文已经说过，科洛.德布瓦早就收到消息，日夜兼程赶在代表团之前到达巴黎，并运用自己的弹簧般的舌头把那些代表忽悠的一个头两个大，使他和富歇安然度过难关。同时，国民公会还决定把沙利埃的遗骸迁葬至先贤祠，让他和马拉做伴，他的老婆也享受和马拉遗孀同样的待遇，由国家供养。

科洛.德布瓦在解决完这个问题后到了雅各宾俱乐部，受到埃贝尔派的热烈欢迎。埃贝尔邀请他对里昂发生的事情做一汇报，并对樊尚和龙森被捕一事发表看法。科洛德布瓦也算是埃贝尔派的，且又干的事情比较激进，自然是要为极端派说话了。他满嘴跑火车，说：“两个月前我离开你们时，你们都心中有一团火，恨不得立刻飞到里昂对那些狗日的大开杀戒，今天，我站在这里，却感觉不到炽热了，相反，确是难忍的冰冷，如果我再晚三天回来的话，也许我就会被下令起诉了。”

这时，宽容派有人问：“你这大舌头！那我问你，那些集体被炮弹轰的人是不是本派掌权后第一批死去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