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口水仗后，卢韦提出了对罗伯斯庇尔的控诉状。他的控诉状的题目就叫做《罗伯斯庇尔一伙》，主要指责罗伯斯庇尔有六大罪状。一、长期以来诽谤正直的爱国者来欺骗可悲的上当者；二、在9月份的第一周里诬陷吉伦特派，抬高自己；三、贬低、诋毁和迫害人民代表；四、使自己成为受人崇拜的偶像；五、操纵巴黎省选举人会议；六、向最高权力攀登。
卢韦还说，罗伯斯庇尔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抹煞人民的尊严和荣誉，挑起九月屠杀，使恐怖的气氛笼罩巴黎，震惊法兰西，罗伯斯庇尔一伙是想以屠杀和恐怖作为他们夺取权力的手段。
罗伯斯庇尔淡淡地说：“给俺几天时间吧，俺会在11月5日对卢韦的指控进行答辩。”公会同意了。
这一个阴谋，实在是高。罗伯斯庇尔一个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而这样的话，布里索和罗兰等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孔多塞倒是不赞成卢韦对罗伯斯庇尔的这种抨击，他也不同意搞联邦主义。他指责卢韦，并认为不能在取得了成就以后，共和派就分裂了。他又在报纸上写道：“你们将有巴黎派和外省派吗？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有人说它存在。然而巴黎懂，有外省才有巴黎，那么多省绑一块，巴黎是干不过的。而且，外省也懂，没有一个第一位的自由策源地，一个分散的民族将必然是受奴役者。”
丹东和马拉在罗伯斯庇尔酝酿写稿时也没闲着。吉伦特派公会召来了一些部队，也就是马赛部队口中所说的“禁军”。马拉和丹东也通过种种手段接近并影响他们。
11月4日，山岳派议员勒让德尔在国民公会说他看到禁军的一些不良行为。这不良行为自然不是赌博抢劫玩女人，而是他们反复在唱一首歌。歌词结尾是这样的：
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头，以及所有那些为他们辩护的人的头，哦，嗨！以及所有那些什么什么人的头……
不过，这样就像那封子虚乌有的告密信一样，并没有真凭实据，可以当做山岳派的反击。
11月5日很快就到了。罗伯斯庇尔将发表一篇令中间派倒向他那一边的杰出的辩护词。
他说自己从不搞独裁，是第一个提出召开国民公会的人。他认为新的巴黎市政府经过讯问，拘留了一些人，不能说是专断行为，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事都会得到人民的赞许。
他嘲笑吉伦特派的“合法性”观点，吉伦特派似乎认为干什么都要有法可依，就连废黜国王也一样。罗伯斯庇尔说：“什么是非法行为呢？革命、废黜国王、摧毁巴士底狱都是非法行为，这些事与自由本身同样是非法的。”这些话还包括这层意思，就是要是这样的话，何来你们吉伦特派这帮孙子执政？
下面的辩护词大意是这样的：8月10日起义是场革命，然而在此之前的某个时候有些孙子却躲起来了（他这话说的不厚道，他不是也躲起来了吗？）。他根本就没有参与九月事件，而立法议会的孙子们却也没积极阻止。吉伦特派不能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国民公会的代表们不能把这件事当成治安事件，而要把它（九月屠杀）当作世界的政治和法律事件。
他的辩护引来阵阵掌声。以西哀耶斯为首的沼泽派也被他征服了，他们力挺罗伯斯庇尔。这样，罗伯斯庇尔就轻松反击了卢韦的指控。
斗了一个多月时间也没斗出个结果来，可是一个人却等着国民公会处理，就算吉伦特派想一拖再拖，可是山岳派可不答应。
这个人就是十六。
137、十六之死（1）
路易.卡佩在城堡中过着囚徒的日子，他这才明白以前在杜伊勒里宫虽然行动处处受制，可比眼下强的那不是一丁半点。此刻，桑泰尔的国民自卫军把他一家子看的死死的，让他终于体会到以前被关在巴士底狱那些人过得是什么日子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只能乞求外面那些建立共和国的人良心大发对他宽大处理。
吉伦特派是反对处死国王的。第一，他们的国内政策需要这么做，如果处死十六，不知要出多大的乱子，这对于他们人品爆发得来的政权十分不利；第二，如果处死十六的话，那就等于法国要面临来自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军事压力，奥地利就不用说了，处死了人家皇帝的姑父，人家皇帝不来报仇的话，他那个皇帝就白当了，就是西班牙也也得跟法国死磕，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那可是十六的堂兄。其它的还有国王的国家，英国、俄国、普鲁士……这可都是一等一的强国啊。第三，山岳派想要处死十六，作为他们的死敌，就得跟他们唱反调，你赞成处死，俺就偏不答应，怎么说吉伦特派也有点小心眼。
而山岳派坚持处死国王，支持马拉的激进分子就不用说了，而罗伯斯庇尔也彻底放开了，既然成立了共和国，那十六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还有就是，和吉伦特派相同，既然吉伦特派反对处死十六，他们偏要支持处死十六，十六的脑袋成了两派斗争的赌注，就看谁赢了。
于是，开了好多天的会，关于对十六的处置问题的讨论一直断断续续地穿插在会议议程中。
人们早在处理国王年俸总管拉波尔特时，就发现了路易十六叛国的罪证，他曾拨款支持流亡者。10月1日，巴黎公社监督委员会将搜查到的所有资料上交给国民公会。国民公会立即组成一个由24名议员（大部分是吉伦特派）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审查材料并提出报告。
11月6日，议员瓦拉泽在公会发言，确认十六有罪，但是怎样追究和是否能追究这两个问题他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第二天，国民公会立法委员会提出报告，报告指出：路易.卡佩犯有叛国罪，按照1791年宪法，可以审判，不存在什么不可侵犯性。国民公会成立后，1791年宪法失效，更可以审判。报告最后建议公会推选3名委员搜集十六的罪证，做好审讯的一切准备工作。
11月13日国民公会就是否可以审判国王进行了辩论。吉伦特派抓住不放的一点是，1791年宪法规定，国王人身神圣不可侵犯。虽然1791年宪法已然失效，可是还没有制定出新宪法，所以对于国王人身是否能侵犯还没有一个法律上的规定。现行宪法虽然失效，可是还有刑法，刑法本身也没有相关规定，所以他们以此为借口拖延或取消审判，要想审判国王的话，得等到新宪法制定出来再说。
这时，有一个很英俊的年轻人正坐在山岳派的席位上，认真听着吉伦特派议员们的发言，并整理自己的思路，准备一会儿一鸣惊人，驳斥他们。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革命专制政府的二把手、年轻的圣鞠斯特。
路易.安托万.莱昂.弗罗莱.德.圣鞠斯特1767年出生在涅夫勒省的德希兹，父亲是已经退役了的骑兵军官，母亲出生于一个公证人家庭。他的名字中虽然有“德”，但并不是贵族。圣鞠斯特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10岁的时候，他老爸去世，老妈因此很注重他这根独苗的教育，把他送到教会学校去读书。
不得不说，有些人天生是叛逆分子。人在青春期总是很叛逆的，有些人表现得特别强烈，像他这种没了爹的孩子更是突出。而他那所教会学校的教士们似乎德行也不咋地，引起了小圣鞠斯特的反感。
1786年，圣鞠斯特不满母亲的管束，偷了家里的一袋银器（他家也算中产阶级）逃到巴黎。恨铁不成钢的母亲要求政府逮捕她儿子并送交少管所，圣鞠斯特最终被抓到并在少管所待了半年多时间。
在被关押的岁月中，圣鞠斯特痛定思痛，终于感到了后悔。他想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他老妈真的是为他好，他决定日后再也不惹老妈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