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十六在和普罗旺斯伯爵等人做了交待后，动身前往巴黎。在巴黎城门口，已经走马上任的巴伊和拉法夷特带领着市政府成员和民兵队欢迎十六的到来。巴伊没有像以前的大臣们那样跪着迎接他，而是站着向国王赠送了首都的钥匙。他说：“陛下，我把属于陛下的、善良的巴黎的钥匙献给陛下：这是呈献给亨利四世的同一串钥匙；他重新征服了他的人民；而在这里，是人民重新征服了他们的君主。”十六一脸愕然，在他们的陪伴下前往市政厅。一路上，沿途的人们高喊“国王万岁！”“国民万岁！”“巴伊万岁！”“拉法夷特万岁！”“穷屌丝万岁！”估计这时拉法夷特和巴伊得意极了，而那些旧政府中的各部宫廷大臣和旧的政府官员们则欲哭无泪了，因为，十六的这次巴黎之行意味着，他们彻底地失去了权力，要翻身很难了。
在市政厅的门口，一幅条幅高高挂着，上书“路易十六，法国的父亲，自由人民的国王”几个大字。十六走进市政厅，把一枚三色帽徽（拉法夷特就任民兵总司令后，为士兵们设计了帽徽，并采用了相同颜色的队旗，蓝、白、红三色相间，蓝色和红色代表巴黎市民，白色代表王室，三色也分别代表自由、平等和博爱）佩戴在自己的帽檐上。
他批准了新官员的任命，却又要新官员追究7月14日事件肇事者的责任，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新官员们刚刚利用了穷屌丝们，现在又要把他们抓起来，这也太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了。眼看涌入市政厅的百姓越来越多，新官员们便纷纷表示反对。
十六见自己达不成目的，便在制宪议会议员的陪同下，返回了凡尔赛宫。
十六的退让缓和了他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却并没有赢得人民对他的尊敬和信任。特权等级中的那些上层人物，对十六失望极了，他们眼见王政大势已去，宁愿流亡国外，也不愿留下来受气。从7月17日开始，由王弟阿图瓦伯爵带头，包括孔代亲王、布洛利元帅等人在内的大批显要纷纷出走，流亡运动正式开始。
不久后，流亡国外的这些贵族就会挑起内战，并积极策划组织欧洲反法同盟。
控制了巴黎的新政权，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清除一些危险分子。约瑟夫-弗朗索瓦.富隆原来是陆军大臣助理，巴黎人攻克巴士底狱前3日，他被派为包围巴黎的军队供应军需。事后，新政府逮捕了他，并于7月23日把他吊死在了路旁的灯柱上。原巴黎总督贝蒂埃.德.索维尼也被新政府干掉了。
7月20日，不少人都听说有一些强盗要来了。
这些强盗又是何方神圣？
88、大惊恐
当时，人们只是听说强盗要来了，至于强盗是谁，来自何方，人们也不知道。只是一传十十传百，且传消息的人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让人无法不信。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刚爆发时的“大惊恐”。
人们虽然不能肯定这些强盗到底是些什么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强盗，来自农村。
如果没有农村的起义和革命，那么，大革命就会一无所获。因为，1789年的法国，和今天的咱们国家一样，是个典型的农业国，大约有84%的人生活在农村；农民的暴动如火如荼，大惊恐更是增加了农民的声势，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资产阶级不得不赶紧把废除封建主的特权提上议事日程，为以后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而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法国军队主要兵员也大部分是农村人，可以说，没有农民就没有大革命。
大革命爆发前，部分农民已经实现了他们一生的梦想：拥有一小块土地，成为小佃农，甚至成为大佃农。而除此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大量的无产者农民，那时在资产阶级和特权阶级看来，就是一群无产阶级流氓。这些人只能依靠充当一日一发工资的短工日工勤杂工谋生，如果，连这也填不饱肚子的话，他们除了造反之外便只剩下要饭这一条路了。
于是乎，为数不少的乞丐成了农村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前文提过，1788年是法国气候不正常的一年，由此造成的歉收对法国的影响很大。内克尔响应国王的号召重返巴黎时，就想过办法调运粮食救灾，只是成效不大。粮食问题，成了那时法国社会的要命问题。不久的将来，很多人就因为粮食问题丢掉了自己的脑袋。
巴黎人攻克巴士底狱的前两天，英国人阿瑟.扬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他在旅行的时候，一位穷苦妇女向他诉苦，她说：“俺听说一些大人物要做一些事情来减轻穷人的苦难，您能告诉俺这些大人物都是谁吗？他们要做什么事？愿上帝给俺们带来好世道，这些苛捐杂税实在是压得俺们喘不过气来啊。”
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比较特殊的，具体点说就是劳动协作度比较高，人们一起收割，一起打场，一起望弥撒，因此，当农民决定闹事时，便会一窝一窝的，然后一窝又凑成更大的窝，让统治者非常难搞。
7月14日，巴黎人攻克了巴士底狱。之后，农村的抢面粉和抗交租税便转化为一场政治骚动。弗朗什—孔泰、阿尔萨斯、马孔纳等地区的农民们用木叉、镰刀等农用工具武装起来，攻入封建领主的城堡，焚毁作为自己被压迫证据的契约和档案等材料，还将面粉和财物洗劫一空。
凡尔赛的制宪议会议员们在得知农民兄弟铤而走险以后，感到很吃惊。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在十六那早已土崩瓦解的军队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各地刚刚攫取权力的资产阶级纷纷花钱武装自己，防止农民暴动的“瘟疫”蔓延到自己身上来。
一些乞丐和“无产阶级流氓”发现，在一个地方吃不饱肚子，反而是当流窜犯更有机会，便在各地游荡，骚扰那些有钱有粮的人们。渐渐地，那些被他们骚扰的人们称他们为“强盗”、“暴徒”，这种说法很快流传开来，给社会造成了莫大的恐慌。
1703年的时候，一队新教徒在农村游荡，每到一处便采取鬼子政策，杀光抢光烧光，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时间仅过去了80多年而已，这一次它又勾起了人们的记忆，而且，这谣传越传越玄乎，最后，造成了法国全国的“大惊恐”。
消息每传到一地，农村的富农们便把牛羊赶回圈里，门窗上锁；而在城市中，由市民组成的民兵队伍则严阵以待。其实，当时暴动的只是部分地区，没有暴动的地区的人们还是正常人，以上就是正常人该有的反应。
“大惊恐”从7月20日开始，8月6日平息，历时17天。这准确地说是一起谣言事件，像所有谣言一样，都有不攻自破的时候。根据著名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的说法，大惊恐是由于对强盗和暴徒的害怕造成的。在革命前，乞丐已经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再加上这次政治危机，伴随粮荒的因素，有些谣言也是很正常的。
制宪议会的代表们从大惊恐中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于是，安抚农民，平息暴乱，就被提上了议会的议事日程。
8月1日，一个叫孟什尼的男爵公开宣布要放弃某些封建权利，作为对新生政权的响应。此时，布列塔尼俱乐部刚刚成立，成员们在咖啡馆就此事进行了讨论。这时候，制宪议会正在忙着搞伟大的《人权宣言》呢。
制宪议会是为了制定王国的新宪法而存在并具有合理性的，它成立以后，拉法夷特侯爵提议要在宪法前加上一个序言，这就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本来讨论得好好的，谁知遇上了大惊恐，议程就得有所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