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盛世惊雷：安史之乱
随着后突厥汗国的覆灭，突厥人在东亚大陆的最后据点烟消云散，从此他们只能浪迹天涯，到西方去寻找新的归宿。作为后突厥建国元勋的阿史德一族也命运飘零，或西迁异域，或南下降唐。此时此刻，无论谁也想不到，一个阿史德氏女人诞下的男婴安禄山，几十年后将再次成为大唐帝国的死敌，并掀起一场几乎不亚于五胡乱华的战祸：安史之乱。五胡乱华，终结了秦汉以来的第一中华帝国，导致了长达三百年的黑暗血时代；安史之乱虽然仅仅持续八年，却破坏了隋唐以来的第二中华帝国的国本，而且遗毒流于五代两宋，后遗症延续了整整五百年。
1、营州胡儿
营州少年厌原野，
狐裘蒙茸猎城下。
虏酒千钟不醉人，
胡儿十岁能骑马。
这首《营州歌》，是盛唐边塞诗大家高适的作品。
年青时代的高适仗剑吟诗，壮游天下山川，足迹遍及东西万里边关。其中就包括东北的幽燕地区。在这片白山黑水的土地上，他留下了《塞上》、《蓟门行》、《燕歌行》等不朽名篇。《营州歌》里矫健骑射的胡儿少年，正映射出那个时代、那片土地特有的风土景象：这是一片胡汉交织、风俗烈烈的边塞之地。
作为东北边陲的营州，汉人居民其实是稀有动物。史载开元年间，营州首府柳城的户籍人口只有三千七百八十九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设立于营州的平卢军镇却拥有三万七千人的庞大兵力。如此不协调的军民比例只有一个原因：在营州广袤的山林原野间，生活着数以十万计的异族。正是从营州柳城的白山黑水间，走出了安禄山、史思明等祸乱天下的“逆胡”，也涌现了契丹人李光弼（父亲来自柳城）、高句丽人侯希逸等平叛功臣。
唐代的营州，州城在今天的辽宁朝阳市，统辖辽河流域。这里是朝廷直辖的极东边地，再往外走，就遍布着凶悍好战、叛服不定的契丹（辽国的先祖）、奚、室韦（蒙古人的先祖）、靺鞨（女真人的先祖）、高句丽等东北诸族部落了。
但在秦汉之世，这些民族要么是些不起眼的小角色，要么压根还没成型。正所谓不破不立，经过五胡十六国的民族大碰撞、大爆炸，东北地区原有的霸主乌桓、鲜卑都消失于历史的长河。在旧世界的废墟上，新的势力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在隋朝恢复中原一统的同时，东北地区的局面也已经更新换代，出现一大一小两霸：大霸是东突厥汗国，不但继承了柔然人的草原霸权，还把宗主权延伸到东北诸族部落；小霸是高句丽王国，经过几百年的闷声发财，建立了地广兵强的城邦农耕之国。其他各族无不拜倒于这两座大山。
管你大霸小霸，大唐帝国照打！
经过隋唐两代前赴后继的努力，彻底打垮了大霸突厥和小霸高句丽，成为东北的新霸主。营州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既是卫护中原的要塞，也是统治东北的基地。营州的内外周边，汇聚了形形色色的各族人众，既有主动跑来投诚的奚族、契丹、靺鞨、室韦等部落，也有战败国灭、被强制搬来的高句丽遗民，以及从草原老家逃命来的落魄突厥人。真可谓华夷杂处、各族共和，好一个“国际大都市”！这些胡人被安置在营州城周边的原野乡村，归属营州地方官的管辖，和平时就放牧耕猎，政府有号召就上马随军出战。这种利用外籍移民组建民兵队伍的方式，既解决了府兵制衰落造成的兵源问题，又弥补了募兵制费钱的缺点，因而在大唐帝国的万里边疆非常流行，史家称之为“城傍”（城市郊区）制度。高适的《营州歌》吟诵了这些城傍胡人的矫健善武，唐朝诗人李益的《城傍少年》则另有意思：
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
少年有胆气，独猎阴山下。
偶与匈奴逢，曾擒射雕者。
名悬壮士籍，请君少相假。
你看，忠诚善战的城傍少年抓获了匈奴神箭手，多有用啊！朝廷将其视为可以依靠的边防力量。但福之祸所伏，万事万物有利必有弊。忠诚的“城傍少年”可以帮助国家打击外敌，不忠的“城傍少年”却会反戈一击。北魏六镇之乱不正是城傍的匈奴、敕勒部落首先发难的么？历史会反复告诉我们：
欺软怕硬是普遍的人性。
帝国强盛时，俯首听命；帝国危机时，趁火打劫。
只要人性不变，这种危机就不会走远。
只可惜，综观古今中外，居安思危的道理人人都听过，真能洞察潜伏的危机并且未雨绸缪者，又有几人？当高适慷慨长吟《营州歌》时，也万万没想到二十年后，眼前的这些营州胡儿竟能发动一场摧折大唐的叛乱：安史之乱。吊诡的是，高适前半生颠沛流离，奔波于边塞各地求取功名，都郁郁不得志，却正是等到安史之乱爆发、追随唐玄宗入蜀，才得到展露头角的机会，官至节度使。
其实，这种潜伏的危机，早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半个世纪，就有所显露了。
公元七世纪末期，突厥人暂时复国成功，建立了所谓的“后突厥汗国”，汉胡杂处的营州也跟着人心骚动。当时唐朝中央也出了大乱子，铁娘子武则天为了专权，废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唐中宗李显。契丹酋长李尽忠、孙万荣趁乱率部反叛，打着“拥护李显复位”的旗号，攻破营州城，甚至一路长驱到了河北平原。武则天组织了三次大军讨伐，才勉强镇压下去，但契丹从此分为反唐和拥唐两派，叛服不定，成为东北的巨大边患。借着契丹部落做肉盾，更偏远的靺鞨人也趁乱叛离，联合了一部分高句丽遗民离开营州，跑到辽河东边搞独立，建立了渤海国。
除了契丹、靺鞨的叛离，这次战争还有一个深远影响：西胡东迁。当年，唐朝消灭突厥汗国，把其中一部分降人安置在河套草原以南的陇西、陕北地区，设为六个州，称之为“六州胡”。六州胡的主要成分是西域胡人，也就是突厥汗国统治下的中亚粟特人（唐朝史书称之为“昭武九姓”）。粟特人自古以善于经商闻名，当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有记载了。因为突厥人都是些粗人武夫，于是让粟特人全权代理丝绸之路的转口贸易，粟特奸商们自然赚大发了。突厥灭亡后，这些内迁六州的家伙还念着老主子的好，经常搞搞叛乱啥的。所以，契丹叛乱后，武则天本着“驱虎吞狼”之计，就大量征发六州胡从军，远派到东北去平叛。但这些西域胡兵的到来，使得营州形势更加复杂了。乱事平定后，他们就在白山黑水间扎根落地，然后又呼朋引伴地吸引来其他的粟特人、突厥人以及他们的混血儿，开启了营州、幽州一带的“胡化”进程。
和契丹人一样，这些六州胡也是秉性彪悍，诗人李益另有一首《六州胡儿歌》，摘录于此作为参考：
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
沙头牧马孤雁飞，汉军游骑貂锦衣。
胡儿起作本蕃歌，齐唱呜呜尽垂手。
心知旧国西州远，西向胡天望乡久。
回身忽作异方声，一声回尽征人首。
蕃音虏曲一难分，似说边情向塞云……
就在营州这个民族大杂烩里，将诞生出两朵奇葩：安禄山和史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