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一旦战斗稍有闪失，就可能担上违诏之罪、害人之名！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于是众将都沉默了。但静寂只是片刻，军帐里随即响起主帅李靖低沉威严的决断：“此韩信所以破齐也。唐俭辈何足惜！”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子兵法》阐述的这一条军事原则，纵观古今中外数千年名将如云，但又有几人敢于实践？

李靖，真军神也。

作为对这一冒险决定的担当，李靖决定亲率一万精骑为前锋，令徐世勣率大军继后。唐军趁一个大雪弥漫的夜晚出发，向铁山疾驰而去。一路上突厥人果然毫无戒备，李靖将路上遇到的一千多家突厥牧民全部俘虏，既保密了消息，又获得了向导。二月初八清晨，唐军抵达铁山外围。当时浓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于是李靖让大军待命，命偏将苏定方率两百骑兵前去侦察敌情。

苏定方是河北人，十四岁就随父参加隋末混战，后来投奔于窦建德、刘黑闼帐下，史载“攻城陷阵，定方每有战功”，是一员出名的悍将。刘黑闼兵败身死后，苏定方归隐乡里，直到公元627年突厥犯边，大唐广募豪杰从军卫国，三十五岁的他才再次出山。

在李靖的手下，苏定方虽然职衔不高，但很快显露出老兵悍将本色，深受欣赏。此次，他率两百勇士在浓雾掩护下长驱疾进，把突厥人的虚实探得一干二净。当抵达颉利的牙帐七里外时，一个意外发生了：大雾竟然突然消散！朗朗晴空，阳光普照。对这支小侦察队来说，这是最坏的天气。苏定方深陷于二十万突厥人的海洋中，白昼之下无路可遁！

怎么办？如果立即夺路而逃，侦察队倒有可能逃出生天，但被惊动的突厥人必然备战，唐军主力的突袭计划就失败了！

电光火石的一瞬间，苏定方没有夺路而逃，反而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决定：

我们的方向，不是后撤，而是前进！

我们的目标，就是颉利的大营！

他率领两百骑士呐喊驰骋，直奔着颉利的帐篷杀去。睡眼惺忪的突厥人措手不及，也搞不清来了多少敌军，一时间抵挡不住，竟让两百唐军冲入了可汗营地。颉利被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跨上坐骑，弃军向西逃去。被打掉了指挥中枢的突厥人，就此失去了抵抗能力。遥望见战火升腾的李靖，立即率全军猛进，突厥军被斩首上万，被俘男女多达十余万，所有牲畜粮秣也都落入唐军之手。

颉利带着残部仓惶逃往大漠，却又被徐世勣兜了个正着。面对严阵以待的唐军，突厥的酋长贵族们彻底失去了信心，带着五万多部众俯首投降。几乎成了光杆司令的颉利，连老婆儿子也全部丢光，只带了几骑亲随折向西南方向，投奔贺兰山畔的突厥诸侯王苏尼失。

苏尼失是颉利可汗的亲舅舅。俗话说“娘亲舅大”，颉利可汗对别人刻薄，对这舅舅却很够情义，给他五万户部众，驻扎于肥美的塞上江南宁夏平原。颉利可汗到了苏尼失的地盘，总算缓过劲来，便谋划着联络青海的吐谷浑王国，一起找大唐报仇。谁料唐军是四面张网，岂有网开一面的道理！任城王李道宗早已率部在灵州等候多时，团团包围了苏尼失的驻地。颉利可汗惊惧之下，悄悄带着数骑亲随趁夜逃走，想藏匿入贺兰山的荒谷。苏尼失也顾不上什么主臣之义、舅甥之情了，赶紧派兵把他抓回来，乖乖地献给了唐军，并率领属下的十多万突厥人一起归降了朝廷。

自此，十万唐军六道出击，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转战万里，擒获大汗颉利，斩俘突厥人众三十万，一举摧毁了立国百年的东突厥汗国。

于如何处置突厥降众，朝臣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议。以名臣魏征为代表的多数人认为“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如果收容）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还举出五胡乱华的例证：“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郭钦、江统皆劝（晋）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武帝不从。后二十馀年，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鉴也！”。但以温彦博为代表的怀柔派认为：“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还拿出孔子的话“有教无类”，力劝唐太宗收容突厥。

大家都知道，魏征是唐太宗的明镜，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但这一次，唐太宗反而支持温彦博的意见，用唐太宗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但自相矛盾的是，三年前渭桥之盟时，唐太宗说过另一番截然相反的话：“戎狄人面兽心，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

为何如此？

只因时移势易矣。关于北征的伟大胜利所造成的震撼，可见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的评价：“一个受到震撼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唐太宗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而是扭转形势，战胜他们，并使他们害怕中国。”

所以，当年三月，畏惧的四夷君长就上书请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在游牧民的意识世界里，“天”是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神，“天可汗”就是像天一样的最高权威。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新尊号，就意味着他不仅是中原华夏的皇帝，也是四方异族的共主了。正因如此，唐太宗决定以“天”一般辽阔的胸怀，对突厥余部进行了善后处置：

对于元凶大恶的颉利可汗，赦而不杀，还封为归义王、右卫大将军，任其在长安度过余生；对于率众归降的突利、苏尼失等突厥显贵，均推恩厚赐，其他酋长豪强担任五品以上朝廷命官者达百余人，其中的执失思力、阿史那杜尔、阿史那思摩、契苾何力等更成为唐军名将；在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边境上，为二十万突厥俘虏设立了十州之地妥善安置。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如唐太宗所言“中华既安，则四夷自服”，东突厥的降人们在盛唐的强盛国势下安分守己，并作为大唐帝国的一份子，为帝国的持续辉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十年后，东突厥后裔立下的《阙特勤碑》如此讲述：“突厥的伯克们（即贵族）拥有了唐朝的官衔，并听从于唐朝可汗，为其服务五十年之久。为了唐人的利益，他们向东远征到日出之处，向西则远征至铁门。为了唐朝可汗的利益，他们征服了许多国家。”

此时此刻，天可汗唐太宗的心绪，也许只有用他自己的一首诗才能表达：

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

星旗纷电举，日羽肃天行。

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

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

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