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兵家所谓之“死地”，隋炀帝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和恐惧，不由抱着幼子赵王杨杲痛哭。连一贯老辣的宇文述也觉得无计可施，干脆劝隋炀帝亲率数千精骑突围，死马当活马医算了。其他大臣也只能出些重赏将士、停止东征、下诏勤王之类远水不解近渴的建议。在十几万突厥大军的连日围攻中，隋炀帝只能亲上城楼，一面激励将士们苦苦支撑，一面祈祷着救星的到来。
谁也没想到，世界上真的会有救星。更没人能想到，这个救星竟然也是隋朝的克星。这个人就是时年十六岁的李世民。
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公元615年初，就在隋炀帝北巡前夕，山西地区爆发了叛乱，隋炀帝委派卫尉少卿李渊出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负责监督平叛工作。于是李渊带着家人到山西南部上任，不久北边就传来了雁门之围的消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离雁门最近的援军正是山西驻军。李世民近水楼台先得月，就近加入了左屯卫将军云定兴的勤王部队。
云定兴何许人也？极品恶心人也。杨勇就是因为宠爱他的女儿而疏远发妻，所以才得罪了老妈独孤皇后，导致最后被废。按理说，作为废太子的岳父，云定兴这辈子算是完了。但他竟然主动请求隋炀帝诛杀杨勇的儿子、自己的外孙，踩着亲人的尸体咸鱼翻身！隋朝末年，眼见杨家天下不保，他又带头逼宫，逼迫杨广的孙子皇泰帝禅位于王世充。
这样一位翻脸比翻书还快、不知羞耻为何物的老影帝，哪有胆量和突厥大军对阵厮杀！部队还没走到崞县呢，云定兴就吓得停下了步子，部下诸将也装傻充愣，乐得作壁上观：我军不到五万人，岂敢去碰突厥的十数万大军？
只有李世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李世民，毅然对云定兴建言道：“我军如果硬拼，确实救不了皇上，反倒会有覆灭之忧。但我以为，始毕之所以敢围困皇上，是因为他认为勤王大军无法及时抵达。如果我军大张旗鼓、广布疑兵，使突厥人认为大军已至，他们必然惊慌而逃！”
史书记载，老滑头云定兴竟然接受了这个毛头小子的大胆建议。实际上，李渊外派山西前，所担任的卫尉少卿一职，正是接的云定兴的班，他们两人的交情可谓不浅。而李渊现在担任的山西河东抚慰大使一职，还具有考核云定兴功过的权力。所以，无论于公于私，云定兴都得卖李世民这个面子。
于是隋军白天红旗招展、晚上军歌嘹亮，把行军队列搞得有数十里之长，少说也有几十万人的架势。部队一到崞县，就被突厥侦察兵发现了。始毕可汗大感意外。他听说过隋军东征高句丽有百万大军，没想到现在还有如此实力！
怎么办？前有坚城雁门，后有勤王大军，再不走就被包饺子了！
始毕可汗还在犹豫呢，老婆义成公主又摆了他一道，传话来说漠北的敕勒部落阴谋暴乱。孤军悬远、后方起火，这可是兵家大忌啊！始毕可汗赶紧借坡下驴，于九月十五日撤围北归了。
逃过一劫的隋炀帝对云定兴加官进爵，李渊也没少沾光。这年年底，李渊荣升太原留守，总制战略要地山西，一举掌握了争夺天下的雄厚资本。
出人意料的是，隋炀帝从雁门南归后，没有返回根据地关中，而是长时间停留于东都洛阳，第二年更是南下江都，“自绝于中原”。传统史书认为隋炀帝此举是昏庸至极，完全没有做皇帝的担当；民间文学更是因此大骂隋炀帝不顾国家危难，只贪图去江南玩乐。但历史的真相恐怕远非如此：
事实上，自从北魏分裂以来，关中开始形成所谓的“关陇权贵集团”，这个集团建立了西魏、北周乃至隋唐，是控制中国历史走向的核心力量。隋文帝也是被这个集团“黄袍加身”、抬上皇帝宝座的。而隋炀帝即位后大力营造东都洛阳，并开挖大运河繁荣关东经济，还下诏推行明显有利于关东士族的科举进士制度，无不显示出他抑制关陇权贵集团的意图。被这一系列政策打压的关陇集团已和隋炀帝离心离德，杨玄感之乱就是这种不满的一次爆发”
所以，狼狈的隋炀帝如果返回关中，难保不会被关陇集团“痛打落水狗”，甚至重蹈北周被篡的覆辙。更何况雁门之围后，隋朝和东突厥已进入战争状态，突厥轻骑随时可能长驱直入进犯关中，后来的唐太宗就多次面临这种困境。
但留在洛阳也不是万全之计，周边的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叛军四起，特别是杨玄感的军师李密投奔瓦岗寨义军后，瓦岗军势力大盛，已经直接威胁到洛阳的安全。史书记载，隋炀帝因此经常噩梦惊醒，以至于要宫女们唱着摇篮曲、抱着摇啊摇才能入睡。公元616年四月底，洛阳宫殿发生火灾，隋炀帝竟以为是瓦岗军攻来，狼狈地逃窜于花园的草丛中。
关中不能回，洛阳不能呆。那就只有下江南了。洛阳火灾后不久，公元616年七月，隋炀帝留下儿子杨侗留守东都，自己带着百官南下江都。
江都（今江苏扬州），中国最著名的温柔富贵乡。此地旧名为广陵，魏晋时期就是繁华风雅、名士风流之地，留下了千古第一名曲《广陵散》。到了隋唐时代，广陵改名为江都，更因大运河的开凿而成为首屈一指的商贸都会，《资治通鉴》赞曰“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大诗人们也留下诸多溢美之词，譬如“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霜落空月上楼，月中歌唱满扬州”、“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人生只爱扬州住，夹岸垂杨春气薰”，活脱脱一幅天上人间的曼妙景象，怎不令人神往！
但对隋炀帝而言，除了繁华与风流，江都还另有一番深层的意义。
公元589年的灭陈战役，总司令官正是时任晋王的隋炀帝。此后十年，他以扬州总管的身份驻扎于江都，凭借怀柔之策赢得了江南人心，可谓南朝遗民心目中的明君贤主。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江南地区形同国中之国，成为他夺嫡称帝的大本营，正如心腹宇文述当时所言：“如果夺嫡成功，您可以成为皇太子；如果失败，还可以割据淮河以南，重演南朝梁、陈的事业。”因此，在隋炀帝心底深处，关中只是童年的故乡，洛阳也只是政治的舞台，惟有江都才是他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才是他魂牵梦萦之所。这才有了他称帝后只在关中呆了一年、却三下江都的“离经叛道”之举。
江都啊，二十七年前，你是我一生事业的起点；
江都啊，十二年前，你是我登上巅峰的基石；
江都啊，崩塌的今天，希望你再次护佑我的命运！
隋炀帝抵达江都后，迅速制定了平叛总体战略：派王世充剿灭了江南地区的刘元进叛军；诏命屈突通为关内讨捕使，安定陕甘；让李渊为山西河南抚慰大使，平定山西；命张须陀为河南道十二郡讨捕大使，清理中原；还派宁长真为安抚大使镇抚岭南，总制交广。
在驶往江都的龙船上，隋炀帝写下了一首无题诗，大概可以窥见他此时的心境：
我梦江南好，
征辽亦偶然。
但存颜色在，
离别只今年。
只可惜，他的醒悟来得太晚了。大厦将倾，无木可支矣。江都之行，不是“离别只今年”，而是一场注定的永别。
隋炀帝南迁后不久，心腹谋主宇文述就病死了，中原叛乱势头也更盛。李密率瓦岗军斩杀张须陀，北上救援的王世充也被李密击败，只得逃入孤城洛阳苦守；反王窦建德拥众数十万、全据河北，建立大夏国；杜伏威起义军更是渡淮南下，进逼江都。与此同时，隋朝地方大员也趁机割据，重演了汉末诸侯混战的故事：东突厥支持鹰扬郎将梁师都在朔方建梁称帝，又支持鹰扬校尉刘武周在马邑割据称帝；校尉薛举、薛仁杲父子在陇西起兵，自称西秦霸王。到最后，连一贯恭谨的太原留守李渊也按捺不住了，攻克长安后拥立代王杨侑为帝，只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
众叛亲离的隋炀帝，终于断了反攻大陆的念头，打起了划江而治、偏安江南的主意。但禁卫军都是关中儿郎，怎愿意永留异乡作孤魂！公元618年三月，禁卫军将领司马德勘等顺应军心发动兵变，在宫中杀死隋炀帝，拥立宇文述的长子宇文化及为首领。
谜一样的隋炀帝，就这样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留给世人许多未解之谜。就连英明的唐太宗也不禁疑惑道：“朕阅读了《隋炀帝集》，他的文辞奥博，称颂尧舜而指责桀纣，为何他做起事来却恰恰相反呢！”
名臣魏征的解释是：“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唐太宗感叹道：“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俗话：一个诸葛亮，不如三个臭皮匠。
再天纵英明的脑袋，也抵不上集体智慧的结晶。隋炀帝的悲剧，实在是所有独裁者的写照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