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门与王者：鲜卑与佛教第三次高丨潮丨。
经过各胡族政权的大力扶持，佛教在北中国的传教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拓跋鲜卑崛起代北、南下中原之后，也依循胡族惯例崇佛。北魏太祖拓跋圭平定河北后，尊崇僧侣领袖法果，法果也投桃报李，把拓跋圭捧为“当今如来”，一举把世俗统治者捧为宗教主神，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地创造了政教合一、人神合一的理论体系。北魏鲜卑也把佛教立为国教，把佛教推向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统治性宗教地位。
法琳《辨正论》记载：汉人统一王朝的西晋愍帝（公元313～316年）时代，全中国佛寺仅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即使到了以出家崇佛闻名的汉人君主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9年），其统治下的南部中国僧尼也仅八万二千七百余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胡族当政的北中国，到了北魏时代（公元386~534年），竟然发展到了国家大寺四十七所、贵族寺庙八百四十九所、民间寺庙三万余所，僧尼总共二百万人！
在这种举国狂热的宗教氛围下，佛教已经登上了历史的巅峰。然而，随着拓跋鲜卑的北魏统一中国北部，佛教的命运悄然发生着微妙而深远的变化。一方面是神权与王权的冲突，日益稳固的王权，对强大而傲慢的神权抢占社会资源不满；另一方面是胡族的汉化加深，拓跋鲜卑开始有意识地自我汉化，从宣扬自己是“黄帝苗裔”到后来的全面汉化，挣脱了“戎君当信戎神”的意识束缚，为本土儒教和道教的复兴带来了契机，也给佛教的失宠埋下了伏笔。
公元440年，在儒臣崔浩和道士寇谦之的联合阵线影响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弃佛信道，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他公开指责佛教是“胡神”、“西戎虚诞”、“鬼道炽盛”，随后下令全国灭佛，声言：“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一切浮图形象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这就是“三武灭佛”的第一次：太武法难。
后来寇谦之病逝，崔浩也因为撰修《魏史》得罪鲜卑贵族，遭到灭族大祸，佛教的外部环境得以和缓。拓跋焘死后，北魏即复兴佛教。到了周武帝时代，佛教几乎恢复到太武法难之前的巅峰状态，僧侣及寺庙依附人口占到全国编户的十分之一。如果算上北齐，北中国的寺庙多达四千余座，僧尼总数高达三百万人！与之对比，到了天下一统、人口大增的隋朝，全国僧尼不过二十四万；即使到了“三武灭佛”的最后一次，也就是唐武宗的“会昌法难”前夕，僧尼也只有二十六万人而已。
由此可见，周武帝之所以灭佛，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从佛寺手里夺回人口和财富，有了人和钱，才能打仗嘛。所以，当时有人一针见血评论道：“帝独运远略罢之（指佛教），强国富民之上策”。
如果细细推究，南北朝时代的两次灭佛其实有重大区别。北魏太武帝灭佛兴道，是用本土宗教取代外来宗教，儒家并未能恢复正统地位；而周武帝灭佛的同时，明定儒家为三教之首，在数百年衰乱之后恢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
这一巨变的历史意义超过了府兵制度改革，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重大抉择。
从曹魏代汉到隋朝灭陈，共计369年，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礼崩乐坏的大时代。大致说来，曹操在《求贤令》首次提出“唯才是举”，否定了儒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政治理念，其家族代汉之举又粉碎了儒家君臣秩序体系，后来的司马氏青出于蓝，更是以诈谋夺取天下的功利主义者。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社会的观念风气因此发生急剧的变化，汉武帝以来确立的正统儒家观念体系分崩离析，以非难和藐视纲常名教为乐事的玄学清谈成为汉族士人的主旋律。
玄学这东西，很多人称赞为魏晋风骨、思想解放之类，其实说白了就是古代嬉皮士，成天到晚谈些灵魂、反战之类纯洁时髦的话题，兴致来了再吸丨毒丨酗酒搞场群P，既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视为垃圾，也把一切认真工作踏实生活的人骂作傻B。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而且不少。
所以有人会辩解说，玄学清谈的人，虽然无能，但至少不是坏人，是对汉末以来血腥混战、人欲横流的黑暗社会现实不满，无奈之下采取不问俗事、消极对抗的姿态啊。儒家自己不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吗？
是的，孔子还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很难真正拿明末大儒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标准来要求普罗大众。因此玄学清谈，如果是老百姓在酒桌上自娱自乐自然无妨，要是大学教授在象牙塔里为此写上几百万字的专著，更能为人类社会思想的丰富性作出贡献。然而，如果是一个社会的公务员阶层也是嬉皮士呢？
那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但魏晋时代就是这样，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行政官僚，都以吹牛扯淡混日子为荣，以踏实工作为耻；以占着茅坑不拉屎为荣，以认真负责为耻；以吊儿郎当瞎胡闹为荣，以遵守秩序为耻。说轻了，这是没有做官的职业道德，说认真点，这是没有做人的良心。
最终，这股以反儒为标志的玄学风潮，不但加速了华夏国家体制的崩塌，恶化了五胡乱华的历史悲剧；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是为他人作了嫁衣裳，为佛教的发展培植了思想土壤。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理论体系的完备性都相形见拙的玄学，最终几乎被佛学吸纳兼并。
西谚有云：“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
要终结凡尘乱世，再造人间秩序，终究要靠人的努力，而非鬼神之幻梦。
周武帝深明此理。所以对于兴儒国策，周武帝不是说说而已。他狠抓落实，把儒家经学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把宇文泰形式主义的“推崇周礼”具化为实实在在的行政举措。从此，五胡乱华以来伴随胡强汉弱而来的佛盛儒衰的局面，终于得以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