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关西男子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惨烈的邙山之战，让东西魏两败俱伤。东魏家大业大，还能勉强承受；西魏就悲剧了，关中地区的鲜卑军只有四万余人，加上关西地区的羌氐杂胡也才达到十万之众。而邙山一战就让西魏失去六万精锐，仅靠残存的胡人军力，绝难以抵御东魏的攻击。
所以，征兵备战成了西魏的当务之急。办法一目了然：鲜卑兵越打越少，羌氐杂胡桀骜难驯，接下来只能征汉人当兵了。但历史和现实，都让宇文泰不能不三思而后行。
五胡十六国时期，胡人建立的诸国长期实行“胡汉分治、兵农分离”，也就是汉人种田交税、胡人当兵打仗，常备军都是胡人，汉人最多是临时性抽调充当炮灰。很多人为这种体制辩护，比如有名的蝙蝠侠高欢，亦禽亦兽，最擅长在鲜卑和汉人两面和稀泥。他见了鲜卑人就说：“没有汉人交税纳粮，你们吃啥喝啥？干嘛还要欺负人家呢！”，见了汉人又说：“鲜卑人抛头颅洒热血，还不是为了保护世界和平，让你们安心过小日子！干嘛还要憎恶人家呢！”
话说得好听，但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代，武装力量才是利益的终极保障。所以，“胡汉分治、兵农分离”的制度，归根到底还是胡人统治者为了避免汉人掌握武装力量，从而危及自身统治的权术。说白了，一想起冉闵杀胡的血淋淋教训，谁还敢让汉人手握屠刀？
除了历史传统和教训，现实也让宇文泰揪心：永嘉以来，关西地区诸胡角逐，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频率堪称全国之最，胡人在自相残杀中势力渐衰，而汉人闷声生娃，在人口上早就占了上风。如果开了汉人当兵的口子，将来必成军队的主导，难免会动摇鲜卑人的统治。
纠结之后，宇文泰想明白了：让汉人当兵，可能以后会死翘翘；不让汉人当兵，今天就会死翘翘！还是先把今天过了再说吧。
经过深思熟虑，宇文泰决定推行府兵制。他把全国划分为大约一百个军府（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规定中等以上人家的汉族子弟，如果武勇过人就能参军，从此全家进入军籍、免除赋税。这些职业军人按照家乡地域划分防区，组合成二十四支常备部队，每军将领称为开府将军，故而简称为“府兵”。府兵平日驻扎防区，兼顾军事训练和劳动生产，战时以野战军身份召集出征。在此基础上，每两支府兵隶属于一位大将军，史称“十二大将军”；每两位大将军隶属于一位柱国大将军（简称“柱国”），由功勋卓著、势力强大的军事元老担任，分别是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和侯莫陈崇，再加上宇文泰本人和皇族代表广陵王元欣，史称为“八柱国家”。
府兵之制，巧妙地结合了汉人军事屯田制和胡人部落兵制两大传统，使西魏逐渐摆脱了邙山之战造成的被动局面。相应地，关西汉人豪族和勇士大量涌入西魏军队，史书记载很快就达到了五万之众，成为与六镇鲜卑并驾齐驱的力量，几经战争锤炼，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汉人将领。而为了笼络这些势力膨胀的关西豪族，西魏上层权贵也主动拉关系，比如柱国李虎认陇西李氏为源流，大将军杨忠以弘农杨氏为宗门。
宇文泰是鲜卑人，自然不能像李虎、杨忠一般去认亲戚。眼见着军队成分巨变，他又想出了一个聪明的法子：把汉族府兵改为鲜卑姓，大家不都成鲜卑人了嘛！
公元549年，宇文泰下令孝文帝时改为汉姓的胡人恢复本姓，以增强鲜卑人的内部凝聚力；公元555年开始，他又陆续把鲜卑开国诸部的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小姓，“赐予”有实力的汉人将领，其属下士兵也随之改为胡姓。根据台湾学者朱希祖的考证，正史明载的六十七名赐姓显贵中，汉人高达六十一人，既显示出宇文泰“倒行逆施、以夷变夏”的力度之大，也从反面证明了西魏统治集团中汉人势力的崛起。比如汉人高级将领里，柱国李虎被赐姓大野氏、大将军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氏、铁猛兽蔡佑被赐姓大利稽氏、韦孝宽被赐姓宇文氏等等。
当然了，宇文泰给汉军改姓，就和满清让明朝子民剃发易服一样，形式上缓和了胡汉之间的对立和差异，但实质上改变不了汉人的民族认同：如果说老外信的神是上帝、安拉、佛祖，汉人信的神就是祖宗，这种祖宗信仰和宗教信仰一样坚不可摧。正所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重视宗法制度的关西汉人是不会数典忘祖的。相反，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在英雄的凝聚下反戈一击，实现凤凰涅磐的逆转。
一旦摆脱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束缚，关西汉人势力就在府兵制的哺育下迅猛成长，既为西魏赢得了生存空间，也为自己打出了新的世界。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韦孝宽。
韦孝宽出身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县）名门大族，年青时和独孤信、杨忠在荆州共事，关系极好。邙山大战后第三年暨公元546年，高欢养足了力气，率倾国大军进攻韦孝宽驻守的玉壁（今山西稷山县），意图由此西渡黄河攻占关中，从而引爆了第五次东西大战。
和前四次大战不同，玉壁一战事发突然，西魏主力来不及参战，韦孝宽是以孤军孤城对抗东魏的十万鲜卑主力。所以在高欢眼里，韦孝宽这种汉家公子哥吟诗作赋还行，以寡敌众就纯属螳臂挡车了。于是高欢派人喊话“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疋”，谁料想，韦孝宽竟然也对城外宣扬：“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
斩高欢？好大的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