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的一生陷于战乱之世，惟有向心灵寻求解脱。他本是龟兹国的王室宗亲，母国处于焉耆、前凉、前秦的争夺侵攻之中，屡遭大难。在此背景下，鸠摩罗什追随母亲出家为僧，成为名动四方的佛学大师，连远在长安的氐族前秦的苻坚天王也动了心，《出三藏记集》记载了他的霸气决定：抢人！
公元383年，苻坚派骁骑将军吕光领军远征西域，特意嘱咐道：“闻彼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但吕光攻克龟兹后，苻坚已经淝水战败，不久死于羌族姚苌之手，前秦灭亡。吕光割据凉州，鸠摩罗什也在凉州呆了十六年。
这只是鸠摩罗什第一次被抢。很快，建立后秦的羌族姚苌就邀请他前往长安，但吕氏严词拒绝。姚兴即位后，觉得还是苻坚的办法管用，你不给我就抢，于公元401年派遣陇西公姚硕德西伐吕氏，这一仗一直打到年底，终于大破氐军，硬是把鸠摩罗什迎入了长安城。从此鸠摩罗什在华北传道十二年直到逝世。
姚兴这人是狂热的佛教徒，“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他本人还撰写三篇有名的佛教论文，但对儒家思想没有任何作品。最能体现姚兴以“佛教神王”自居的是，他竟把自己的宫廷称作“须弥山”，并模仿帝释天的天宫建筑巨型浮图。在他影响下，整个羌族贵族都视鸠摩罗什为圣人，大将军常山公姚显，左将军安成侯姚嵩等先后皈依佛教。实际上，除了苻坚、姚兴以外，此时的胡人君主都把佛教当作自己的神圣光环。匈奴族的赫连勃勃厚着脸皮自称“勃勃是人中之佛，堪受僧礼”，还把佛像画在了自己的披风上。
4、沙门与王者：鲜卑与佛教第三次高丨潮丨
经过各胡族政权的大力扶持，佛教在北中国的传教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拓跋鲜卑崛起代北、南下中原之后，也依循胡族惯例崇佛。北魏太祖拓跋圭平定河北后，崇奉僧团领袖法果，法果也投桃报李，称拓跋圭“即是当今如来”，把世俗统治者捧为宗教主神，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地创造了政教合一、人神合一的理论体系。北魏鲜卑也把佛教立为国教，把佛教推向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统治性宗教地位！
法琳《辨正论》记载：汉人统一王朝的西晋愍帝（公元313～316年）时代，全中国佛寺仅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即使到了以出家崇佛闻名的汉人君主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9年），其统治下的南部中国僧尼也仅八万二千七百余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胡族当政的北中国，到了北魏时代（公元386~534年），竟然发展到了国家大寺四十七所、贵族寺庙八百四十九所、民间寺庙三万余所，僧尼总共二百万人！
在这种举国狂热的宗教氛围下，佛教已经登上了历史的巅峰。然而，随着拓跋鲜卑的北魏统一中国北部，佛教的命运悄然发生着微妙而深远的变化。一方面是神权与王权的冲突，日益稳固的王权，对强大而傲慢的神权抢占社会资源不满；另一方面是胡族的汉化加深，拓跋鲜卑开始有意识地自我汉化，从宣扬自己是“黄帝苗裔”到后来的全面汉化，挣脱了“戎君当信戎神”的意识束缚，为本土儒教和道教的复兴带来了契机，也给佛教的失宠埋下了伏笔。
公元429年，北魏正式恢复魏晋时代的正统华夏行政体制，在文化和政治上复兴儒教，北魏汉臣高允兴奋地说：“千载一时，始于今日”。公元440年，在儒臣崔浩和道士寇谦之的联合阵线影响下，北魏太武帝弃佛信道，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公开指责佛教是“胡神”、“西戎虚诞”、“鬼道炽盛”，随后下令全国灭佛：“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一切浮图形象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虽然在太武帝死后，文成帝又下诏恢复了佛教，但经此大劫，佛教再未能恢复往昔盛况。五胡乱华以来，伴随胡强汉弱而来的佛盛儒衰的局面，终于得以扭转；历史的巨轮，在碾压过无数尸骨血泊之后，再次奔向希望的原野。
5、礼崩乐坏：三国以来佛教在汉区的发展
从曹魏代汉到隋朝灭陈，共计369年，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礼崩乐坏的大时代。
大致说来，曹操在《求贤令》首次提出“唯才是举”，否定了儒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政治理念，其家族代汉之举又粉碎了儒家君臣秩序体系，后来的司马氏青出于蓝，更是以诈谋夺取天下的功利主义者。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社会的观念风气因此发生急剧的变化，汉武帝以来确立的正统儒家观念体系分崩离析，以非难和藐视纲常名教为乐事的玄学清谈成为汉族士人的主旋律。
玄学这东西，很多人称赞为魏晋风骨、思想解放之类，其实说白了就是古代嬉皮士，成天到晚谈些灵魂、反战、环保之类纯洁时髦的话题，兴致来了再吸丨毒丨酗酒搞场群P，既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视为垃圾，也把一切认真工作踏实生活的人骂作傻B。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而且不少。
所以有人会辩解说，玄学清谈的人，虽然无能，但至少不是坏人，是对汉末以来血腥混战、人欲横流的黑暗社会现实不满，无奈之下采取不问俗事、消极对抗的姿态啊。儒家自己不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吗？
是的，孔子还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很难真正拿明末大儒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标准来要求普罗大众。因此玄学清谈，如果是老百姓在酒桌上自娱自乐自然无妨，要是大学教授在象牙塔里为此写上几百万字的专著，更能为人类社会思想的丰富性作出贡献。然而，如果是一个社会的公务员阶层也是嬉皮士呢？
那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可魏晋时代就是这样，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行政官僚，都以吹牛扯淡混日子为荣，以踏实工作为耻；以占着茅坑不拉屎为荣，以认真负责为耻；以吊儿郎当瞎胡闹为荣，以遵守秩序为耻。说轻了，这是没有做官的职业道德，说认真点，这是没有做人的良心。
史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极具讽刺性的桥段：
东晋末年，群胡乱华，羯族军阀石勒俘虏了宰相王衍，批评他管理不善。王衍一向是玄学大家、清谈之王，就辩解说自己本来就不喜欢从政，所以当官时只拿钱不干事的，干砸了也不关他的事。石勒大怒说：“你身居高位，年轻时就被朝廷重用，一直干到白头发，怎么能说不参与朝廷政事呢？天下的苦难，正是你这样的家伙的罪过！”，一怒之下把这一大票玄学名流公卿贵族全灭了。临死前，王衍看着同类们说：“唉！虽然我们不如古人，但如果以前不崇尚浮华虚诞，而是勉力匡扶天下，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啊。”
悔之晚矣，雨打风吹去。
只可惜了，为这帮混账陪葬的，是那沦亡的大好河山，苦难的万千苍生。
行文至此，耳边响起孔夫子苍老却坚定的声音：“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禁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