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收复洛阳

桓温北伐前秦的时候，淮南的姚襄又不安分了。他深知伏击晋军这笔账迟早要被清算，再加上部众多是陇西、并州一带的羌人，众心希望北归故土，就决定投靠前燕，另谋出路。公元355年五月，姚襄率所部七万人马北渡淮河，正式叛变。

诸将建议追击，桓温笑道：“这小子留下来是个祸患，如今他主动让出淮南之地，求之不得啊！”但姚襄前脚一走，东晋朝廷马上命令谢尚出任豫州刺史，控制淮南地区，摆明了是怕桓温插足。

姚襄进入中原后偷袭东晋冠军将军高季，攻占了许昌，随即四出攻城略地。公元356年初，姚襄继续向西北老家前进，抵达洛阳。洛阳守将周成本是冉魏旧将，降晋后复叛。姚襄被洛阳几朝帝都的光环诱惑，就决定黑吃黑占领洛阳。两军缠斗数月，姚襄的参谋长王亮劝道：“纠缠于此不是上策，万一桓温追来就麻烦了！”，姚襄不以为然道：“桓温算什么，来了也是第二个殷浩！”

姚襄在中原这么一闹腾，东晋脸面上实在挂不住。谢尚又没有胆子干涉，桓温顺势连上十余道奏章，要求北伐罪人姚襄、光复中原，并请事成之后还都洛阳。

先把桓温请求还都洛阳的奏章摘录如下：

“巴蜀既平，逆胡消灭……而人事乖违，屡丧王略，复使二贼双起（指前秦和前燕），海内崩裂，河洛萧条……诚宜远图庙算，大存经略，光复旧京，疆理华夏……（如今朝廷拘泥于江东）永结根于南垂，废神州于龙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叹息……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五十余载，臣虽庸劣，愿竭筋骨，宣力先锋，翦除荆棘，驱诸豺狼。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然后陛下朝服济江，则宇宙之内谁不幸甚！”

这道奏章简直要了朝廷和士族高门的老命了。司马家和那些贵族们在江东坐享富贵，哪肯回到饱经战乱、四面临敌的中原去过刀口舔血的生活！但若是明确拒绝，就等于被剥下了“嘴上北伐、心底怕怕”的画皮，东晋王朝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其实，桓温此举展现了高超的菜市场技巧：砍价时一砍到底，还价时见好就收。不出桓温所料，朝廷对迁都之议唯恐避之不及，惶然同意了北伐姚襄的要求。公元356年七月，朝廷拜桓温为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负责讨伐姚襄、收复洛阳。

作为东汉、西晋两大王朝的故都，洛阳拥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虽然五胡乱华后因为战乱而败落，依然具有关键的战略地理价值，号称“东西枢纽、四战之地”。洛阳位于中原地区（主要指今天的河南省）西北部的三川河谷（三川是指谷水、洛水、伊水），是西北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联结部。洛阳西面是绵延的豫西山地，沿着谷水开辟出的河谷穿过高峻的崤山和潼关，就进入关中；西南面是熊耳山和伏牛山，沿着山间的洛水南行可以抵达南阳盆地，继而南渡汉水进入荆州，而洛水穿越洛阳城后北上汇入黄河，联结着山西与河北；正南方则耸立着少林寺所在的嵩山山脉，此山发源的伊水劈山开路，数十里间山谷连绵，恰如一道幽深的长廊，联系着北方的洛阳城和南方的淮河流域。

所以，桓温从荆州进军洛阳，有洛水、伊水两条路线：一可以从襄阳出发，沿汉水、洛水北上中原，二可以先沿长江水道东下，然后登陆北上抵达淮南，北渡淮河后进入伊水走廊。第二条路线相对遥远，但可以顺路扫清姚襄盘踞过的淮南地区，也有助于把桓温的势力影响扩展到荆州以外，所以成为最后的选择。七月中旬，桓温率军从江陵出发，陆续扫清各地割据势力，很快进入中原，邻近的前秦刚被桓温暴打过，也没敢派兵干扰。八月，桓温军已经逼近洛阳南郊的伊水。

前面说过，伊水流域山谷绵延险峻，俗语说的“龙门”就是这里，东周时是蛮族“伊川之戎”的聚居地，经常出山给周天子添乱。到了两晋南北朝，这里的山谷又成为亡命流民和杂胡南蛮的匿身之所，可谓危机四伏。比无处不在的山贼更麻烦的是，山高林密的伊水河谷也是姚襄伏击晋军的好战场。果不其然，姚襄故计重施，在伊水岸边的密林里埋伏主力精锐，然后派人送信给桓温诈降，准备复制山桑伏击战。桓温哭笑不得：这不是污辱我的智商么！他答道：“我这次要收复故都洛阳，修复先帝陵墓，关姚襄屁事！他要投降就亲自来吧，也就几十里地的事，干嘛派个使者来呢？”

“妙计”被识破，姚襄闹了个满脸通红，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以背水一战的疯狂突击晋军。桓温早有准备，以数千先锋壮勇凭借重甲大盾、硬弓强弩，抵住敌军突击，然后以轻兵锐士主动出击，以攻对攻缠斗起来。他又另遣数支精兵搜索四周山林，击溃了姚襄的伏兵。姚襄军围攻洛阳本已消耗了太多元气，坚持了几个时辰后，又被斩首近万级，终于崩溃，三万多人阵前投降晋军。姚襄虽有匹夫之勇，却无力回天，只好带着几千骑兵残部落荒北逃，一溜烟逃到了黄河北边的山西。打垮了姚襄，桓温乘胜包围洛阳。周成已被姚襄围得苦不堪言，哪经受得住桓温的二次折磨！当即开城投降。自永嘉之乱后，失陷数十年的帝都洛阳终于回到东晋手中！

桓温进入洛阳城后，在旧时西晋皇宫正殿的太极殿前阅兵屯聚，然后亲率诸将祭拜先帝皇陵，亲历者无不感泣于心。经过数十年的战乱，昔日神圣繁华的洛阳城几乎沦为残垣废墟，居民仅余几千家，宫室园陵也成了草木杂生、野兽横行的荒野。桓温目睹此情此景，对诸将僚属叹息道：“神州陆沉，百年丘墟，是王衍（西晋末年宰相）那帮人清谈误国的罪责啊！”

这话说得在理，和石勒当年骂王衍的意思是一样的。但东晋的高门士族都是王衍作风的衣钵传人，自然觉得桓温在“以古讽今”。当时在座的有位参军袁宏，出身于陈郡袁氏，《新唐书》记载“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并称东晋南朝四大高门，他就为王衍辩解道：“国运自有废兴，岂是王衍等人的过错？”桓温听了火冒三丈，凛然作色道：“诸君听说过三国刘表吧？他养的一头重达千斤的大牛，要吃掉十头牛的饲料，但拉车运货却不如一头瘦弱的母牛。曹操占领荆州后，就宰了这头饭桶牛慰劳将士，大家都拍手称快！”

桓温口中的饭桶牛，即可以指当年的王衍，也可以指当今包括袁宏在内的东晋高门士族。桓温的这种愤恨与杀机让在座众人震惊，史载“四坐既骇，袁亦失色”。桓温随即再次上表，再次请求朝廷还都洛阳。朝廷自然还是顾左右而言他，拖延了事。再加上河南一带荒败无粮，桓温只得见好就收，留下颍川太守毛穆之、河南太守戴施率领两千人马留驻洛阳，然后带着三千余家洛阳居民南返荆州。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一千六百多年后的1988年，古洛阳城旧址（今河南偃师寺里碑村东）发掘出近百座晋代墓地，墓中有朱笔隶书所写铭文，载有“南头第十九西人故在……”、“南头第廿西人故在……”等字。所谓“西人故在”在历史上又称作“义故西人”，特指桓温统帅的荆州西府军人。此处古墓埋葬的就是桓温北伐洛阳的牺牲将士吧。

千年古墓埋忠魂，壮哉！祭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