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北伐旗手之争

《世说新语》记载，桓温平定蜀地后，曾在成汉的王宫里大搞军民联欢，巴蜀当地的士大夫都到齐了。桓温一向英雄豪迈，加上那天兴奋，于是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一番英雄造时势的道理，赢得巴蜀士民的无限崇拜。周馥却悄悄对大伙说：“可惜啊，你们没见过王大将军！”意思是桓温这样子挺像王敦的。

王敦何许人也？一开始是东晋的开国元勋、“王与马共天下”的王氏一族的代表，最后却变成割据荆州进而起兵篡逆的权臣。不但周馥把桓温比做王敦，就连桓温自己也不避讳，他路过王敦的坟墓时，曾连声感叹道：“真是好样的，真是好样的！”

但对东晋朝廷来说，王敦可是个敏感词，连带着对桓温也大加警惕，采取了明褒暗抑的手法。公元349年四月，石虎病死，数子争位，羯赵大乱。在桓温眼里，羯赵只不过是一个放大版的成汉罢了。当年六月，桓温兴奋地请奏北伐，并派先锋将领出镇安陆前线，为大军出征做准备。他满心以为：环顾满朝文武，只有他桓温有平蜀的功劳和经验，北伐重任舍我其谁？

然而，北伐的大旗没有给桓温，而给了褚裒。

桓温很生气，但不得不装作服气，因为褚裒的综合实力在那里摆着。他是老资格的名士，桓温的老爸桓彝就称赞他有“皮里春秋”；他又是外戚领袖，当朝小皇帝的外公；更重要的是，他手中掌握着一支可以与桓温匹敌的武力：京口北府军！

所谓“北府军”，是在东晋都城建康以北的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历来是山东、徐州、河南等地北方流民的汇聚之处，朝廷就把这些流民就地组织为边防军，号为“北府军”。祖狄、刘裕北伐以及淝水之战的奇迹，都是这支军队创造的。

与“北府军”相对应，处于建康西面的荆州部队被称为“西府军”。这两支军队既是东晋国防的双保险，也是互相制衡的竞争者。褚裒年轻时就担任北府军首领郗鉴的参军，在平定苏峻之乱中立功封侯，与北府军结下不解之缘。有意思的是，他的性格与桓温截然相反，虽然身为外戚之首，为了避嫌而主动放弃朝廷首辅的大权，要求外放藩镇。从公元344年开始，褚裒出任徐兖诸州刺史，镇守京口，成为北府军统帅。

在朝廷眼里，老实人褚裒可比王敦二代的桓温靠谱多了。一个大臣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如果让桓温北伐，一旦他收复洛阳、饮马黄河，又该拿什么赏赐他呢？”所以，摄政王司马昱决定压下桓温北伐的请求，转而依仗北府。当年七月，朝廷任命褚裒为都督北方五州军事，也就是北伐军总司令。

当时羯赵乱象日甚一日，朝廷上下都以为北伐是轻轻松松摘桃子，成功指日可待，这也是敢于弃名将桓温不用的原因之一。只有司徒蔡谟也曾经领军北府，深知褚裒等人虽为名士、却非名将，对亲信叹息道：“夫能顺天而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者，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决非时贤所及……才不副任，略不称心，财殚力竭，智勇俱屈也！”

放眼朝堂之上，哪来的上哲，有的只是摇唇鼓舌之徒；

环顾四海之内，倒有些英豪，可惜无法尽情施展。

蔡谟心底里把桓温视为这种“英豪”，但迫于政治气候，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褚裒出征了。褚裒为人宽厚仁爱，对来投的士民厚加抚慰，一时间也颇有声威气象，所以三万晋军北上彭城（今江苏徐州）后，北方的羯赵百姓都乘势而起，响应北伐军。当时南渡黄河、准备投靠褚裒的百姓就有二十多万。然而，不久后晋军先锋三千人遭到羯赵两万骑兵的狙击，于代陂战败覆灭。仅此小战一败，褚裒竟然大为惊惶，连撤数百里退至广陵（今江苏扬州），草草结束了不到二十天的所谓北伐。褚裒这一退，害得在淮西侧翼攻击的西中郎将陈逵也只能放弃到手的重镇寿春。更可怜那二十多万难民追不上晋军退兵的步伐，后来在中原混战中全数遇害。

褚裒倒还是个老实人，主动到建康请求处分（当然，外孙晋穆帝没有同意）。十一月，褚裒回到京口，听见哭声满城，旁人对他说：“哭泣之人都是是代陂阵亡者的亲属啊”，老实人褚裒又羞又气，随即一病不起，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朝廷派褚裒在东线北伐的同时，西线也派了宗室亲王司马勋北伐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