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命运的赌局：西征成汉
朝廷在商议接任荆州刺史的人选时，首辅大臣何充推荐了桓温，大家也就点头通过。只有从小与桓温熟识的刘惔说：“让桓温去的话，肯定能控制住荆州局势，只是没人能再控制得了桓温。”这番话只引起高官们的不屑一笑：这个三十出头的年青人能出任天下重镇，只是政治平衡的产物罢了；作为晋朝皇室的驸马爷，家族本身却不是势力强大的高门大族，这样的人朝廷权贵才放心嘛。
说白了，你只是一个运气好的吃软饭的小子，我们捧得起你，也就摔得死你！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荆州虽然是庾氏经营多年的地盘，初来乍到的桓温却雷令风行地废黜了庾氏的子弟亲信，再联想到他当年手刃三人的狠劲，不免让人心惊胆战。但荆州人很快就惊喜地发现，桓温竟然完全没有暴君范儿，搞起内政来完全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做派，以用刑为耻，以德教礼治为先。连他的子侄也讥笑道：“看您惩罚犯人，板子向上拂过天边的云彩，向下掠过脚下的地面，这怎么能打痛人呢！”，可桓温答道：“就这样我还怕打得太重呢！”
在这种春风般和煦的仁治政策下，荆州人心很快安定下来。获得当地舆论的认可后，桓温开始大搞城市建设和民生工程，把治所江陵城（今湖北荆州市）修得富丽堂皇，当时最牛的大画家顾恺之见了也怒赞“遥望层楼，丹搂如霞”，高兴得桓温乐呵呵地送他两个美女。
桓温还把荆州的城镇街道修整一新，弄得平坦笔直，当时舆论认为“丞相王导当年修建京城建康，却把街道搞得迂回曲折，比人家桓温差远了。”王氏族人王珣只能酸溜溜地辩解道：“这正是丞相的高明之处嘛，江南地狭土少，修得曲折迂回才显得深不可测。”这个故事其实暴露了高门士族对桓温的微妙心态：你竟然敢抢上流社会的风头！
自从秦始皇灭六国、废诸侯后，中国社会就从贵族时代转向平民社会，但曹魏制定九品中正制以来的魏晋三百年，这种社会转型的趋势却被逆转，高门士族重新营造出一个贵族社会：政治权力的垄断+社会地位的世袭+经济资源的集中。桓温的出身只是中等士族，如今却一跃而为方面重臣，怎不令王珣这种真正的贵族郁闷嫉恨！
王珣只是嘴上发牢骚，另一个王氏贵族王蒙更离谱。桓温请一帮公子来荆州郊游，酒醉之后，友人刘惔把脚放到桓温的脖子上，桓温很自然把脚给拨开了。王蒙竟然大为不满道：“桓温算什么东西，怎能对我们使脸色呢！”
对于高门大族的戏弄乃至敲打，桓温表面上极力忍耐，因为他深知自己的位子是源于政治斗争的权宜之计。在高门士族的眼里，自己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撤换的摆设罢了！但他决不甘心，因为他也深知：
我不想沦为任人操控的木偶，我要操控时代的命运；
当今的时代，绝不是舌尖上的中国，而是刀尖上的中国；
傲慢的高门士族，你们只会用舌头夸夸其谈，而我桓温，将用刀剑说话！
自古号称“用武之地”的荆州，就是桓温梦寐以求的舞台。
荆州者，天下腹心，南国重镇。诸葛亮的《隆中对》有极好的分析：“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直到今天，湖北还有着“九省通衢”的美誉。永嘉南渡之后，荆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在西面，溯长江而上，隔着山险浪急的三峡，就是被巴氐族成汉国占据的巴蜀之地；在西北方向，穿越秦岭东脉的要塞武关，就可以进入胡汉杂处的关中地区，进而经略大西北；北边据守汉水岸边的襄阳，直面盘踞中原的羯赵，是北伐中原、收复京都洛阳的捷径；至于东面，只要经过弱小的江州（主要位于今江西），就可以直达东晋朝廷所在的扬州了，两地一衣带水，互为表里。
三面接敌，东临京师，好一个用武之地！
以远事而言，楚国于荆州崛起，延续了春秋战国数百年霸业，而曹操败于荆州水战，天下遂成三分割据；以近世而论，野心勃勃的王敦割据荆州，就可以东征建康、篡位谋逆；忠勤王室的陶侃镇守荆州，就可以北御强胡南侵、东平苏峻之乱；庾氏兄弟接掌荆州大权后，更是以荆州为基地，积极筹谋北伐大业。
公元343年，庾翼决心北伐羯赵，还派使者联结东北的前燕和西北的前凉三路夹击。为此，庾翼奏请把荆州治所北移到前线襄阳，但无心战事的东晋朝廷多加阻挠，最后庾翼毅然违诏北行，拉开了北伐的序幕。正是在这一战役里，加入前锋部队的桓温获得了军功资历。与此同时，庾翼还派周抚西征成汉，意欲收复巴蜀。然而，天不遂人愿，公元345年七月，庾翼因病去世，两路出征的大业也戛然而止。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深受庾翼赏识和栽培的桓温，怎能不明白老首长的心愿呢！铁血立志，光复诸夏；西征北伐，再建中华。虽然最后成为政治上的对手，但桓温还是把自己当作庾翼的继承人：
恩师，请不要怪我无情无义；
我夺走了您家族的权势，但会还给您真正期望的奇迹！
我只是觉得，您的儿子黯弱无能，只有我能完成这未竟之业；
所以请暂且安息，耐心等待我的捷报吧；
桓温的第一个目标是割据巴蜀的成汉国。
自古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五胡大乱，始作俑者正是入据巴蜀的巴氐一族。所谓巴氐，本是商周时代巴国后裔，战国中期秦国吞并巴蜀，巴人大部分被同化，余部退入大巴山脉。东汉末年，诸侯混战，居于巴西(今四川阆中)、宕渠(今四川渠县)一带的巴人部族趁机走出大巴山，北迁到汉中盆地。后来曹操征服汉中张鲁时，巴人首领李虎率众降曹，跟随曹军北迁到秦岭南麓的略阳一带(今甘肃秦安县东南)。由于这一带原本是氐人聚居区，故而巴人移民也入乡随俗改称巴氐了。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后，西北战乱饥荒不断，巴氐人在世袭酋长的李氏家族率领下，十多万人举族回流四川。此时的益州刺史赵廞眼见天下大乱，谋图割据自立，就接纳了巴氐流民作为佣军效力。很快赵廞就和巴氐酋长李庠翻脸内讧，两者先后身死。渔翁得利的西晋朝廷派罗尚入蜀收拾残局，谁知这位大人太性急，限令西北流民在七日内启程回乡，再次激起叛乱。公元301年，巴氐首领李特在绵竹起兵，东晋朝廷从荆州派军援助罗尚，杀死李特。其子李雄继续战斗，终于在公元304年攻占成都，称帝建国，史称“成汉”。
在五胡十六国中，成汉立国最早，但自开国之君李雄死后，宗室争斗一直激烈，和东晋的八王之乱有得一比，导致先后两任君主被杀被废。
和宗室内斗相比，更大的问题是社会上的主客矛盾。成汉是巴氐流民鸠占鹊巢所建，在建国战争中与本地蜀人血战连连，结下了深仇大怨。根据《晋书》记载，当时蜀中六郡，跟随西晋官军退往荆州的就有十万户，以致于“城邑皆空，野无烟火。”留下来的蜀人成为战败的俘虏，饱受压迫之苦。除了流民和蜀人的仇怨，僚人问题也很严重。成汉为了开拓云贵、充实人口，从贵州地区招引了大量僚人部落，据史书统计，前后高达十余万户、五十多万人，史称“僚人入蜀”。这些原始好战的僚人很快就成为成汉政府的大麻烦，当时成汉国的散骑常侍常璩写了本巴蜀历史专著《华阳国志》，书中记载“蜀土无僚，乃是始从山出……布满山谷，大为民患。”巴氐、蜀人、僚人的三角关系、主客矛盾，搞得整个社会一团乱麻，毫无凝聚力可言。
到了第五代君主李势登基，宗室之争和主客矛盾交织在一起，乱局愈演愈烈。公元346年十月，成汉再次爆发内战，太保李奕从晋寿（今四川剑阁）起兵叛乱，本地蜀人纷纷响应，军抵成都时已达数万之众。李势集中全国军队守卫成都，仍然无力击退叛军。只可惜李奕得意忘形，竟然恃勇生骄，单枪匹马去冲击城门，结果当场被射成了刺猬，李奕军也一哄而散。李势的胜利纯拜对手所赐，却自以为英明神武，不仅大肆庆贺，还愈发恣意暴虐了。与此同时，因为李势把精兵都调到了成都一带，僚族趁机举事，几乎把四川盆地东南部搞成了独立王国，李势也不能制服。成汉的亡国之象开始显露。
近水楼台先得月，近在荆州的桓温看到了进取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