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城后，文钦等人才发现，所谓的敌人防备松懈，纯粹是一厢情愿。司马昭的防备依然密不透风，而且，魏军一看见城里出来人，就异常“热情好客”：立即用什么霹雳车甩石头、火箭（燃烧的箭）伺候，异常周到。阵地上、堑壕里死伤遍地，怎么也冲不出去。

一连好几天突围，都是这个样子。

毫无办法，毫无希望。

所有的热情都在厮杀声中逐步枯竭。

出城突围是外战，几天后终于告一段落，场上剩下的时间，是垃圾时间。垃圾时间要干的事情，就是内斗。

鉴于城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了，文钦提议，干脆把城里的老百姓放出去，只留下军人受宠，可以节约不少粮食。

但自负的诸葛诞不听。不但不听，这个诸葛诞甚至还开始怀疑起文钦的用意来。

而文钦对诸葛诞也是一肚子的怨气——两人毕竟是冤家！

原来自从当初文钦、毌丘俭起事，诸葛诞杀了人家的使者，二人就结下了梁子。这次诸葛诞起事，文钦原本不想来寿春救他，但东吴的领导都劝他要以大局为重，抛弃个人恩怨，共同对敌，文钦这才来到寿春，结果人围没解，自己反而搭了进去，你说冤不冤？

文钦有怨气，而心胸狭窄的诸葛诞怨气更大，你文钦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结果突围一次失败一次，救援煮成一锅夹生饭，这事不处理你处理谁。

于是趁着文钦上门谈公事的机会，诸葛诞以莫名其妙的理由下令将文钦处斩。

文钦死后，一些更坏，因为文钦的两个儿子文鸯、文虎都在城里，得知父亲无缘无故被杀，兄弟俩一合计，干脆也出城投降司马昭。

按说对主动上门的文鸯兄弟应该严厉处罚的，法律是这么规定，手下人也是这么劝的，但司马昭不愧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对仇敌的儿子也敞开胸怀，热烈欢迎，不但不追究二人以前的反叛的责任，反而给予他们封赏。

这就是统战。

除此之外，司马昭还让兄弟二人带上二百骑兵，跑到城边，向城里人现身说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连仇敌都可以原谅，看来司马昭是个厚道人家，我们还跟着诸葛诞混个啥。

文钦的死，文鸯兄弟的出走，让寿春城彻底变成了一座死城——几乎所有人的心都死掉了，战意全无。

司马昭自己也亲自跑到城墙下去观察了一番，他发现城里的士兵手里拿着弓箭，却并不愿意发射，很简单，大家都不想为诸葛诞卖命了。

进攻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那就攻击吧！

司马昭的人数占优，兵强马壮，城里的守军士气低落，自然不是魏军的对手，因此，没隔多久，大约在258年二月初十司马昭就顺利地攻克寿春。

走投无路的诸葛出城逃亡，但被胡奋部下士兵击杀；吴将于诠亦力战而死；唐咨和王祚则投降司马昭。

第三次淮南之变再次以司马氏的胜利告终。三次叛乱，都发生在淮南，父子三人，一人对付一拨，充分显示出司马氏家族超强的战略眼光和应变能力。从此，曹魏反司马氏的力量日渐式微，司马氏终于牢牢地掌控了曹魏的命运。

其实司马家族从司马懿开始，一直在潜心学习一个好榜样——曹操。曹操是怎么玩弄大臣的，如何架空汉室的，他们就如何架空曹魏。亦步亦趋，学得非常认真，非常到家。

平定淮南三叛后，司马昭人气指数飙升，个人的威望也如日中天，势不可挡，甚至远远压过皇帝曹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他要想跨上皇帝宝座，也就是抬抬腿那么简单的事情。

但他并不想走出那一步。

司马昭和曹操一样，并没有当皇帝的预算，他只想当比皇帝更牛逼的人——驾驭皇帝。当然，取代曹魏任务，就让革命下一代去完成吧。他要做的，就是为后人打好牢固的政治基础……

258年5月，因为平叛有功，皇帝曹髦封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晋公，封地有八个郡。但司马昭同志很谦虚地表示，自己作为朝廷的重臣，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做的，实在不值得表彰。

但皇帝大人坚持认为，大将军劳苦功高，这点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你还是要收下。不然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啊。

18岁的皇帝坚持要给，但司马昭坚持不受。

就像演戏，一直不厌其烦地演了九遍，司马昭同志总算是推辞成功。

曹髦是心甘情愿封赏的吗？

当然不是，要知道司马昭镇压的可都是挺魏派，司马氏平定淮南三叛后，其实最不开心的就是皇帝。他明白，自己这个司马师策立的皇帝完全是一个空架子，司马昭这个戏霸想立一个忠贞爱国的贞节牌坊，自己就得尽量配合他演好这出戏。

戏演久了，也就审美疲劳了。

曹髦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枭雄曹操的后代，自己不能窝窝囊囊地过一生。

259年，魏国各地怪事连连，许多地方都报告说水井里发现黄龙，文武百官都认为这是大吉大利的事情，可皇帝曹髦知道后，却毫无喜悦之情，他幽幽地说，龙是君王的象征，应该在天上，可他却困在水里，并不是什么吉祥的象征。

之后，曹髦有感而发，赋诗一首，即为《潜龙诗》：哉龙受困，不能越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我是一条龙，但被困在水里，受泥鳅黄鳝们的欺负，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啊。

不久消息灵通的司马昭就得知皇帝作诗的事情，要你演戏，你就好好演，谁叫你临时改台词的。

主角老是被人抢戏，老是演配角，换谁都不开心的。

时间一久，曹髦忍不住了。

他决定报复，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260年的5月初七，20岁的曹髦召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等三个朝廷官员具体商议锄奸事宜。曹髦开门见山地说，司马昭的野心是全天下人都知道是事情，我不能坐以待毙，今天我要跟你们一起行动，亲自讨伐司(马昭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

曹髦的决心很大，但他不明白，现在朝廷上下基本上都是司马昭的人，即使有个别忠于曹魏的人，也没有什么兵权，起不了多大作用。魏国已经不是曹操的魏国，不是曹丕的魏国，不是曹叡的魏国，而是司马昭的魏国，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更换招牌营业。

因此，曹髦此话一出，三人并没有热烈响应。倒是那个王经是实在人，他实话实说，陛下，你想想看，现在司马昭控制了政局，忠于皇家的警卫部队人数寥寥，而且装备落后，和游击队差不多，拿什么和司马昭摊牌？陛下不要冲动，冲动可是魔鬼啊。

其余两个人只是呆呆地看着皇帝，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并不表态。要知道，皇帝和司马昭摊牌，相当于是自寻死路，万一司马昭事后追查责任，自己可脱不了干系。应该何去何从，几个人自己都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三个人都不支持——不要紧，我自己干！

曹髦决定孤注一掷，赌一把，总比窝窝囊囊任人摆布强，他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黄绸诏书，一把掷于地上，毅然决然地说，我主意已定，大不了就是一个死字，何况鹿死谁手，还不一定（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豁出去了！

曹髦采取行动之前，也没有忘记跑到后宫告诉太后。至于精明的太后是什么态度，史书没有记载，估计是不大赞成的。

而有司马昭卧底嫌疑的王沈、王业一看大事不好，趁机开溜，去司马昭那里报信，让他早作准备，临走时他们还很有义气地招呼王经一起行动，争取立功受奖，但被率真的王经拒绝了。

曹髦拔出宝剑，登上龙辇，带领手下的武士、奴仆呐喊而出。

目标，司马昭府邸，冲！

曹髦手下就几百人，人数不多，非常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