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理想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但诸葛亮生前更看好的是蒋琬，很快得到提升，成为尚书令、益州刺史，而他仅提升为”无所从属“的中军师，说白了就是被挂起了。
想当初，杨仪在刘备身边担任尚书职务，蒋琬当时只是尚书郎。后来，虽然两人一同进步都担任了丞相参军、长史的职务，后来诸葛亮北伐，常常把蒋琬留在后方主持丞相府的工作，而杨仪则跟随一同出征，干秘书长一类的工作，虽然都很受诸葛亮器重，杨仪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出道比蒋琬早，才能比蒋琬强，功劳比蒋琬高，现在却让蒋琬做了老大的位子他当然不满了。
于是他开始发牢骚了，眼看看没人管，他的怨气越来越大，甚至直冲云霄（愤形于声色，叱咤之音发于五内）。
直到有一天，费祎来看他。
他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秘。他又开始管不住自己那张破嘴，嘴无遮拦地对客人诉说满腹的牢骚：“当初丞相病逝之际，要是我带队投降了魏国，会怎么样呢？我现在是肠子都悔青了啊，可惜的是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了（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如此反动的话都说得出口，活腻了！
费祎表面敷衍了几句，匆匆告辞，随后给后主打了一个小报告，而杨仪同志的命运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祎密表其。
后主得到报告后，极其震惊，这个杨仪，工作不满意倒也罢了，居然想着要叛逃，这样的人留着有什么用？
结果后主下令将杨仪废为庶民，流放到汉嘉郡(今四川雅安芦山县东。但到达新的工作和生活地方，杨仪依然不思悔改，继续写信为自己喊冤，同时不忘把朝廷同僚给狠狠滴挖苦一顿，这下麻烦更大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杨仪被热情地请进监狱，最后悲愤自杀。
至所，上书诽谤朝政，被下郡狱，自杀身死。
诸葛亮病逝后，后主的感觉是相当复杂和微妙的，痛苦的是一位贴心的相父走了，兴奋的是，相父走了，自己终于可以亲自主政了。
蜀人所在求为诸葛亮立庙，汉主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步兵校尉习隆等上言：“请近其墓，立一庙于沔阳，断其私祀。”汉主从之。
需要说明的是，诸葛亮北伐和演义中所谓的“六出祁山”是两码事。所谓的六出祁山表示六次起兵，实际上是五次北伐，二出祁山（第一和第四次两次出的祁山以外，第二次出的散关，第三次，曾经策应进军，行至建威，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的斜谷，到五丈原）。
北伐结束，几千年来，关于北伐的争论一直却没有结束。争论的焦点是诸葛亮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他北伐到底值不值？
一直有观点认为：诸葛亮穷兵黩武，完全不顾蜀汉是实际，一心一意北伐，劳而无功，劳民伤财，实在不审时度势，错误之极；甚至还有人给诸葛亮上纲上线，认为他的北伐是沽名钓誉，为自己捞政治资本。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诸葛亮的北伐并没有失败，除开第一次北伐的失利外，他并没有多大失误，而且几次北伐和司马懿的对决中不落下风，取得了不少是胜果，而且有几次吓得司马懿不敢接招，假以时日，诸葛亮实行自己的战略目标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北伐并没有失败。
实话实说，说诸葛亮取胜的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胜利有战术上和战略之分，如果战术上取胜了，战略上也取胜了，胜利的含金量才是最高的，如果战术上胜利了，战略却上失败，那这个胜利的含金量是很低的，而且可以说是失败的；如果战术上输了，但战略上赢了，我们仍然要说，这是胜仗，如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却节节失利，以 时间换空间，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我们要说，前面所有的抵抗所有的失败都是值得的。
事实上从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几次擂台比武中，从战术上来说，诸葛亮战术可以算赢家，但战略上说，诸葛亮就是输家；而司马懿虽然多次受到诸葛亮的羞辱，战术上表面上看乏善可陈，但正是这种死办法、笨办法，最终把诸葛亮给熬到病死五丈原，破坏了对方的战略意图，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战争的最高目的在于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从这个角度讲，蜀汉的五次征伐，整体表现不输魏军，但并没有实现自己拿下中原或者是凉州的战略意图，所以都是失败的；而反观魏军，虽然战术保守、表现窝囊，但实现了自己防守的战略意图，所以他们是成功的。
其实战争和足球比赛一样，打得好看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结果。
至于假以时日，诸葛亮实行自己的北伐目标，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意义的问题，连对手司马懿都看出来了，诸葛亮同志事少烦多的工作状态决定了他的身体不可能有多好，不可能高寿。更重要的一点是，对魏军的坚壁清野，据险固守策略，诸葛亮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所以，北伐多年，一直在汉魏边界拉锯，并没有多大进展。
对诸葛亮的北伐，怎么评论？
反对者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赞同着为他大唱颂歌。作为现代人，应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
想找一个词，准确地描述，的确很难。
但换一个角度思考，就会豁然开朗：如果从古人推崇的“王业不偏安”的角度讲，诸葛亮北伐是对的；如果从现代人休养生息的角度讲，诸葛亮的北伐操之过急，是不妥的。
我不看好诸葛亮北伐，甚至不太欣赏他北伐，但我理解他北伐。
这就是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