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公元190年正月12日，弘农王的郎中令李儒奉命将一份特殊的保健品进献给弘农王。

那个保健品的名字叫鸩酒。

为了保证弘农王能顺利配合他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李儒连哄带劝地对弘农王说了一番喝了我的保健酒，上下通气不咳嗽，还可以保证你消灾避难，健康成长一类的鬼话。

还没喝酒呢，都酒话连篇了。

要知道此时的弘农王虚岁15了，都已经结婚了，按皇室标准看，也已经是成年人看，你说的话，蒙蒙学龄前儿童还行，要忽悠一个成年人，未免太浅薄了。

弘农王明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索性一语道破天机：

“我不想喝，你只不过是想杀我罢了（是欲杀我耳）。”弘农王不肯喝。

许多事说穿了就不好玩了。

画皮被人戳穿了，李儒索性撕掉伪装，露出狰狞面目，不管咋样，今天你得必须喝。

没法了。

从某种角度而言，被废帝王是连废旧钢材也不如，钢材还再旧，也可以敲敲打打找个地方重新上岗，变废为宝，再不济也可以送到收购站变成钱财，总之，是有使用价值的。但过时的帝王搁在那儿，人家还嫌你扎眼，就只有彻底报废的份儿了。

告别的时刻到了。

告别的方式是聚餐——最后的“晚餐”。

弘农王把手下人召集在一块儿喝酒。弘农王一边喝酒一边悲凉地唱歌。他的妻子唐姬也合着节拍翩翩起舞，即兴演唱。

当然是带泪的悲歌，歌词内容也都是大骂国贼董卓的。

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敢说的也能说了，不敢唱的也能唱了！

这是最后的抗议！

谁说我愚笨！谁说我无威仪！

曲终人散，最后的时刻到了，

在无限凄惶中，弘农王刘辩对爱妻交代了最后的临终遗言：“你是帝王家的妃子，必然不会成为官吏、百姓的妻子；你如果能够洁身自好，我也会含笑九泉的！永别了（幸自爱！从此长辞）！”

说完，对妻子唐姬投去深情而凄凉的最后一瞥，端起毒酒，一饮而尽。

值得一提的是，刘辩死后，唐姬回到老家颍川，她父亲会稽太守唐瑁考虑到女儿年纪尚小，就打算替她找个人家嫁出去，可唐姬很有节操，她坚决不同意（姬誓不许），后来大军阀李傕等人攻破长安，抄没关东地区，垂涎于唐姬的美色，想打她的歪主意要娶她，唐姬死活不从（欲妻之，固不听）。由于唐姬的坚贞不屈，不可一世的李傕最终没敢强行逼婚。倒是汉献帝得知唐姬的处境艰难，把她接到皇宫花园，封她为弘农王妃，让她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而另一个当事人李儒的下场却不怎么好，刘辩死后，他这个弘农王王宫的郎中令编制也就自动取消了，幕后大老板董卓也没给他这个弑君功臣什么高官厚禄，他只好转战教育战线，当起了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博士），真不知道如此品行不端的人怎么有脸面对台下的莘莘学子。董卓死后，李傕杀入长安，想扶他一把，向小皇帝推荐他为侍中，在皇帝身边工作，混熟了，发展机会也大些。但年仅11岁的汉献帝虽然小，却很有分寸，死活不同意，原因很简单：你是杀掉我哥的侩子手，还想升官发财啊，西北风吹昏头了吧，你！不仅不同意，而且小皇帝还要下诏治他的罪，为哥哥报仇雪恨：“儒前为弘农王郎中令，迫杀我兄，诚宜加罪。”要不是李傕等人横加阻拦，李儒恐怕已经成为刀下之鬼了。虽然没死成，但苟且偷生的杀人犯李儒已经是臭名远扬，只好在众人的唾骂声中耻辱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对于董卓而言，他现在俨然就是朝廷的东方不败，除了打倒玉帝外，几乎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但事实告诉他，杀掉手无寸铁的弘农王是很容易的，而迁都就难办多了——反对的人太多，首都人民反对不说，估计说出去全国人民都会用脚投票。

拆迁毕竟是一件不得人心的事情。

老百姓好说，他们价值就是没价值，他们分量就是没分量，他们的声音就是没声音，他们的力量就是没力量。

这就是董卓老贼生存哲学。

老百姓的意见可以不予考虑，但朝廷大臣的意见呢？也不考虑吗？

当然不考虑。

董卓属于狂人，狂人的特点就说了就干，唯我独尊，一千个反对没用，一万人反对没用，一千万人反对也没用，即使全国人民都反对也没用！在他的字典里是不存在民主协商、互相监督，共同进步一类的词汇。

但迁都毕竟是国家大事，民主的旗帜可以不要，过场还是要走一走的。

董卓在朝堂上抛出这个热点议题。

谈到迁都的原因，像怕袁绍怕关东联军怕白波黄巾军等等这一类阴暗面的东西是端不上桌面的，那就开动脑筋换一种说法。董卓拿出一本叫《石包谶》的预言书，说是依照书上的理论，洛阳的风水不好，现在已经不是宜居城市了，大家再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下去，官儿也升不了了，日子也不好过了，帝国也要完蛋了，大家也要一起完蛋了，最后董卓亮出自己的底牌——把首都迁回长安。

废话，洛阳风水不好，大汉就要灭亡，长安风水就好，前汉不也灭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