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宣帝中兴：草根天子的威风史（续十三）

当然，杨恽之死既有其性格悲剧的一面，也有汉宣帝偏听偏信造成的错误。而我们也不能从这推断汉宣帝是一个执法不严的草包皇帝，更加没有必要怀疑他的“反腐风暴”的决心。

虽然少遭变故、流落民间的汉宣帝是一个宽和仁厚的好皇帝，治理国家也一反汉武帝穷兵黩武、严刑苛法的铁血一套，经济上还实行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和风细雨政策，但如果你如此推断其在法律上也是和稀泥硬不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温柔敦厚的皇帝背后，却是对历史上历朝历代统治者影响深远的“汉家制度”得到最好贯彻执行的时代。

那就是“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据说这一理念由汉武帝时开始确立，汉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也为后世的统治者不同程度地借鉴和吸收，成为强化统治的一种“治国法宝”及利器。而这一治国理念得以很好贯彻落实，源

于汉宣帝和他的儿子刘奭的一次著名的治国“法理”之争。

据《汉书?元帝纪》载曰：太子刘奭（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这事发生于西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刘奭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年。

当时，刚被确实为皇帝接班人的刘奭，可能是博表现，居然不经大脑就给皇帝老爸提了一条合理化建议，还涉及到了治国方略，不可谓层次不高。他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这居然还是批评意味十分浓的建议。这就动摇了汉家“内儒外法”的统治政策，主张用儒生推行仁政德政，利用道德教化来维护社会公义和王道。这种重德政不重法治的“跛脚鸭”治国，也一定给社会带来动荡。这正如一些学者所指，王道和霸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礼记》曰：“至道以王，义道以霸。”单纯强调德政或律政，都会走上了偏颇之路，难免顾此失彼。

于是，好脾气的汉宣帝一时火起，脸色大变大骂其一派胡言。

第三章宣帝中兴：草根天子的威风史（续十四）

总之，汉宣帝力挺“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毫不客气地训斥儿子中了腐儒之蛊，被洗脑得不轻。他认为当时的儒生大都食古不化，喜欢厚古薄今，这些满嘴“子乎者也”的书呆子经世致用的能力没有多少，却好用圣人的“德政”来蛊惑人心，喜欢鼓吹概念股和虚无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力倡导文景之治的“无为”王道，反对汉武帝和汉宣帝实行的“儒中带法”（或内儒外法）的政策，并诬之为“霸道”。汉宣帝责之为一种不合时宜，是政治和历史的倒退，会打乱施政节奏。最后还恨铁不成钢地大叹道：以后把大汉搞乱的，一定是这个对腐儒言听计从的宝贝太子。

果然汉宣帝不幸而言中，后来大家也知道了，被父皇训斥（汉宣帝甚至于一度想换太子而不成，因为感念结发妻子“故剑情深”所致）的汉元帝继位后，便一意孤行“全盘儒化”，单纯地推行德政，最终正像某些历史研究者所指：“土地兼并恶化，地方割据做大，中央权威丧失，最后出现西汉衰落。”乱我家者，太子也！政治副作用相当地大。

所以后来有人还认为，创造了“中兴格局”的英主汉宣帝难得的一个缺点，就是选错了皇帝接班人。正因为他在选太子上的优柔寡断（和李世民选太子上的反复有点儿类似），造成了西汉之后的一蹶不振，直到王莽篡汉亡了国，这里面有汉宣帝的一分“感情用事”之错，以后再说。

好，以下我们回过头来讲讲汉宣帝的“反腐风暴”。

我们也知道，汉宣帝来自民间，曾有个悲惨的童年和流浪的少年时代，十分地体察民情，也知道老百姓对贪官深切痛恨，这也是国家招致大乱的一个诱因。

所以，汉宣帝在当政之后，就不遗余力地以法治国，严厉打击不法官吏和豪强，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腐纠偏风暴”。而除了派出如龚遂、黄霸一些一心为公的循吏去治理地方，大打“亲民牌”，以为政宽和、顺应民意来改变了苛政和吏治，大力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政治局面之外，还以执法严明著称。那就是同时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不讲情面的能吏，对不法高官和豪强严惩不贷，那次的“反腐风暴”，甚至于一些功劳很大的朝中高官也相继因贪腐而被杀。

比如说，拥立汉宣帝有功的大司农田延年，因为在修建昭帝墓为其发丧时趁机报假账贪污3000万钱，而被查自杀一事，就是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这事后来还成了千古一帝李世民劝大臣们守法的“反面教材”，可谓是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