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宣帝中兴：草根天子的威风史（续七）

所以，官员“久任制”的这一显而易见的功效，也成为了几千年中华管理智慧和中国古代吏治的重要课题，一直到现在还有借鉴作用。

因为按照历史观察者的观点，实施官吏“久任制”，至少有四大好处：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官场短期效应，淡化眼前利益和近期政绩，有利于官员养成实干作风和远大志向，追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性，进而形成一揽子的长效机制；二是最大限度减少官员的投机甚至于捞一把的心理，从而造成为求快速升迁而弄虚作假、编造政绩的官场积弊，败坏吏治。这个正如东汉光武帝时大臣朱浮上书所说“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一样道理；三是久任制容易使官员产生利益捆绑机制，从而花大力气搞好治所管理，爱民如子，熟悉业务，成为“地方通”和“内行型”管理者，不做“一锤子买卖”；四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员轮任的开支，节约行政成本，减轻老百姓负担。

当然，事物都有正反面，换句话说凡事有利就有弊，汉代的官员久任制也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制度，它只是一种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比较成熟和实用的人事制度而已，而且久任也很容易产生骄傲自满的惰性，以及利用政绩“占山为王”的弊病，有的还凭籍自己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作乱，威胁中央政府，造成政局的动荡。

这正如某些研究者所说之久任制的五个弊端：“其一，在职务、职权不变的前提之下，如何使得政绩优异者的努力和贡献得到彰显，对其本人有激励、有回报，对其他人有刺激；其二，‘久任’制如何运作，才能在维持官僚体系稳定的前提之下，有效避免官场惰习的形成，使得优异者有机会脱颖而出；其三，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官员普遍实行‘久任’制，那就意味着在上下级之间可能结成官僚利益共同体；其四，高级地方长官利用‘久任’制的漏洞，可能结成地域性官僚集团，形成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潜在威胁；其五，高级军事长官可能变国家军队为私属性武装力量，演变为叛乱与混战。……”

基于以上观点，所以古代最高统治者除了做好吏治监察，强化激励机制（汉宣帝的“玺书褒奖”、“增秩赐金”就很得分）之外，还特别注重对地方高级将领的监督和任期调整问题，不然的话出乱子是迟早的事，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和“淮南王之乱”就是很好的例子。

现代也有大军区司令对调的考量，基于同一道理。

第三章宣帝中兴：草根天子的威风史（续八）

好，讲完了汉宣帝的官员任命制度，我们又来开讲他是如何掀起“反贪风暴”的。

在讲到汉宣帝“反贪风暴”之前，我们先来点号外式的轻松话题，那就是成语“一丘之貉”的来历。

查实这也和英主汉宣帝有关，虽然这是一个贬义词，英明的汉宣帝在里面也扮演了一个比较尴尬的角色，人生本来就有点儿无奈，有时好好的都会“躺着中枪”。

话说汉宣帝时代，有一个有名的士大夫叫做杨恽。这人还颇有来头，他的父亲就是曾出任汉昭帝相国的杨敞，最有意思的是他还是“史圣”司马迁的外孙（母亲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还遗传了其外祖父的桀骜不驯的文风，也正是他的努力，才使汉宣帝把历史名著《史记》公开刊行，“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无意中为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后再说）。

只是，也因为他的桀骜不驯、锋芒毕露，最终也像其外祖父一样锒铛入狱，还被判处死刑，呜呼哀哉！

那么，他是怎样为一条成语而被腰斩冤死的呢？

杨恽因为出身世家，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文才颇为了得，有些学者还认为其文章《报孙会宗书》颇有司马迁的著名檄文《报任安书》的风骨。据说杨恽为人轻财重义，奉公守法，廉洁无私，曾力主革除官场贪污受贿的弊端，整顿吏治，这正与励精图治的英主汉宣帝的治国方略不谋而合，颇得好评。他还因告发霍氏家族作乱有功，封平通侯，后又因有治绩，位列九卿。史载他“全家担任公卿、两千石以上的十人”。这样的显赫身世也养成了其恃才傲物、不能容人的性格缺陷，往往激扬文字之间得罪了很多朝中显贵，埋下了被杀的祸根。

要说杨恽的轻财重义，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据《汉书?杨恽传》载，其母司马英去世之后，其父杨敞续弦，而杨恽对后母很好，像亲娘一样孝敬，后母后来也死了，因为膝下无子，留下财产数百万让杨恽继承，杨恽却没有将这笔财产独吞，而分给了后母的几位家人。同样地，视钱财如粪土的杨恽，在父亲死后，其本人又将继承的500万的财物，全部用来资助有困难的宗亲，就这样把上千万财物散作浮云，一点也不心痛。

保持着这份视富贵如浮云的心，步入仕途的杨恽当然也是嫉恶如仇，颇有其外祖父司马迁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铁骨铮铮，一身正气地与大小贪官过招，大胆地进行揭发，敢于向皇帝死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