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建大学设文官—汉武帝的“文化大一统”（续二）

果然是那句经典哲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

总之，有了办学的动力与压力，也就是封建朝廷必须能有效控制中央集权垂直式的各级官僚机构，就必须用儒学大一统兴办的太学和乡学作为一种统一的官员生产流水线作业，培养一批用儒家大一统思想武装头脑，并牢固树立儒家大一统国家观念和宗法思想的官人，以便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官学也成为生死攸关的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关健所在，于是太学的产生便成为了汉武帝首先要解决的人才培养配套工程，加大思想禁锢，也有效解决了吏治问题，可谓是一石二鸟，手段不是一般的老辣。

据说，太学的兴办，有两个历史人物功不可没，首当其冲当然是儒学大师董仲舒，他可谓是总设计师；而另一个呢，就是阴人很有一套的公孙弘（此人兼治儒法两家）。

这两人都曾是把《公羊春秋》学得十分到家的大学者，唯一的不同是一个动嘴一个动手，一个献策于前，一个以丞相之职实施在后。一个司理论提出，一个付之实践，配合得天衣无缝。太学从无到有，他们居功至伟，是开拓型人物。

任何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同理，太学的兴办和发展也符合这种通用性的发展模式。

史料显示，汉代太学初创时期规模很小，大概和现在的乡村小学的规模大致相等，只有几个教师（经学博士）和几十个学生（博士弟子），和乡村私塾差不多，万事开关难啊。加上汉武时期穷兵黩武让财政十分吃紧，学校拨款更是捉襟见肘，所以学校是办起来了，但却发展比较缓慢，直到“昭宣中兴”，国力强盛，教育事业中兴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特别是汉宣帝有心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因此太学也有了“枯木逢春”之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据称汉昭帝时有一百太学生，而到了汉宣帝时期则增至二百人。西汉末年虽然王朝衰败，而太学生数目却不断增多。“王莽新政”期间还扩建太学，增设博士。到了东汉时期，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幻，太学都保持一定的发展。到了汉质帝时，太学生还曾高达三万人，且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由此有教育专家认为我国古代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也不知此种推断是否科学，至少太学生的数目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汉武时代太学不是很兴盛，属于初创时期，但他的开创意义却是最难能可贵的，而且教师少、学生少并不预示着汉武帝无事可做，事实上汉武帝对推动汉朝文化的发展功劳很大。

第8章建大学设文官—汉武帝的“文化大一统”（续三）

汉武帝是创造很多历史第一的猛人，比如说他在历史上以国家名义第一次进行全国范围征集图书，同时置写书官、立藏书策，广开搜书、献书之路，一时间“书积如丘山”，据说政府和皇家藏书室的藏书多达几万卷，可谓是琳琅满目，空前丰富，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明确记载的国家图书馆，为汉代教育的发展准备了丰厚的学术基础和研究条件，对太学和乡学的发展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如前文所说，汉武帝还是一个不错的文学家，他能诗善赋，在他的时代直至昭宣中兴，也正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对中华词赋和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千古一帝李世民对唐诗的发展的作用相当。

基于汉武帝重用贤良文学之士、重视文化建设，那么他设立文化机构，罗致四方人才为其的“文化大一统”摇旗呐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乐府，也就是政府设立的音乐机构，这是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机构，那些走街串巷搜集民歌、民词的人就是政府机构的文化专员（上世纪七十年代恍惚还有此类下乡做文化调查和采风的文化人员），由此形成的乐府诗，还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对后世的诗歌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

基于汉武帝当时的政治需要，被他罗致御前的，既有词赋家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下文再说），也有音乐家李延年等。

东方朔和司马相如都是当时的文化名家，本书开篇曾提到过“滑稽大师”、汉代有名的“小品王”东方朔。而司马相如大家更加不会陌生，他就是那位“私奔正主”、汉赋大家。甚至于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等也在皇帝的罗致之列，可谓是牛皮哄哄、粒粒皆星，人才济济是也。

当然，这些文化名家，除了一些必要的插科打诨和不痛不痒的议论朝政，基本上他们的文化功能也只能是装点门面的“歌德派”而已，正如皇家文工团第一“红牌”

李延年给皇帝宗庙所奏的雅乐，除了歌功颂德、万世其昌，不会有太多的针贬时弊的实质内容，只不过是为封建文化的“虚假繁荣”鼓噪造势、装点门面罢了。

所以，这些文化名人也知道自己的定位，说白了他们只是皇帝豢养的“俳优”，为了两餐献诗作赋，颂扬社稷，也就是我们通称的御用文人而已。“滑稽大王”东方朔本来就是皇家“倡优”，只在御前逗笑大王。而词赋大家司马相如的大赋，正如一位文化学者所说“在文化的脂肪上挠痒”，充其量就是为皇帝唱赞歌。

要不是遭受“宫刑之辱”的司马迁，因为个人的人生巨变而幡然醒悟，成为了“传统文化”的离经叛道者，或许汉武时代的大一统文化的基调又会底色更暗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