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建大学设文官—汉武帝的“文化大一统”（下）
三纲五常后来也成为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观念。
总之，董仲舒自从汉武帝上台以来，就积极推销他的“大一统思想”。而大一统的核心教义，当然就是一切权力属于天子。他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表天统治人民。”既然如此，那么天下臣民包括称霸一方的诸侯都必须要听命于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天子是裁决万事的终结者，正所谓“春秋繁露，皆出圣恩。”
既然要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力，那么思想和文化也必须是与此匹配的“大一统”，不然的话就难以树立绝对权威。因为“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法推行威权。故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人间正道。这样的话，和汉武帝当时政治和经济改革正好吻合，哪有不采纳的道理。
当然，相当霸道又相当灵活的汉武帝也不是一条道走到黑，他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政治需要调整自己的施政纲领。
比如说，汉武帝所推崇的儒术，并不是说不是儒家学说就全盘否掉，因为通过重新包装的儒术，已经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学派的观点，正所谓历史学家所说的“儒表法里”
，认为实用主义的他只是利用儒学统一思想而已，很多实际运作同时采用法术、刑名互为表里，也就是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紧密结合，形成“霸王道杂之”，手腕相当老辣，充分印证了这位伟大皇帝的巨大政治能量。
事实上，汉武帝正是看到了儒家学说对加强皇权的巨大威力，才受到诱惑改弦更张的。正如某些历史研究者所言：“儒学通过理论修补，使传统的宗法制度更加完备；崇尚‘仁政’，对统治者言行形成一定的约束；‘大道’理论使政治理论神学化；提倡‘和’的精神，贴近‘人情’；‘中庸’学说较适合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因此把具有强大维稳引擎的儒家“大一统”理论作为政治统治之华丽之“表”，对加强导权和防止分裂都具有不可限量的威力。
基于儒家学说如此显而易见的政治功能，汉武帝旋即实施了强力的“尊儒”措施。一是罢黜刑名，独尊儒术；二是在长安设立太学（古代大学），设五经博士为教官，同时为五经博士置弟子，用儒家经典教育贵族、地主子弟，确认儒学经典作为官学，大力提高儒学地位，扩充儒家势力。后来各郡也开始设立学校（乡学）传授儒家经书，势力大增；三是议立明堂，彰显教化；四是大力任用儒吏，并把之提到吏治原则上，选官必须以儒学教育背景为标准，把“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政治理念细化到可操作性的程度，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8章建大学设文官—汉武帝的“文化大一统”（续一）
总之，通过有条不紊的强力措施，汉武帝的思想大一统也逐渐有序地得到确立和落实。
对于汉武帝的思想大一统，历来聚讼纷纭，褒贬不一。有历史分析家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统思想有利有弊。利的是能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增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形成了大国民意识和民族自豪感、认同感，由此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大一统，基本保持了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对加强导权和防止分裂上都具有不可限量的威力，奠定了“中原王朝”的牢不可破“正统政权”的思想基础，有效地防止或修补了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让国家长治久安；弊就是在儒家“和”、“稳”的中庸学说主导下，逐渐窒息了中华文化的思维空间和创造力，在儒家正统思想里打转，亦步亦趋，陷入了新的教条主义，文化最终走向了极度保守和虚无，也导致了政治和经济等一系列的不思进取，容易走向腐败的一面，中国多次的王朝变更就是此种腐朽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
好，以下我们开讲汉武帝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具体措施，先讲讲其设立大学发展教育的具体内容。
因为要“独尊儒术”，所以就必须要大力推行儒学教育。而要发展教育，就必须要兴办各类学校，于是汉武帝就创建了太学、乡学，同时设立举贤制度，由此也逐渐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
据史载，太学是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是中国古代的的一种大学，始设于汉代。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创建太学，而太学的建立，也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正式确立。
因为既然要推行儒家思想，就要官办儒学教育，太学由此应运而生。而当时的太学，据说只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科书，其他各家学说通通不开讲，这样一来就需要儒学大师来当教授，因此而设立《五经》博士，而且只有研习儒学《五经》才有当博士官的资格，其他的诸子百家博士官一律不用。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配套工程，汉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也就是兴办乡学，全都规定教授儒经，由学成的博士弟子员“优与授官”。经此一役，天下仕人改弦更张，一心向儒，蔚然成风。
正如某些历史研究者所说：“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因为这显然是在实践封建社会那最经典的“学而优则仕”理念，把兴办教育与选官制度强行捆绑，如果没有儒家经典护身，那么连官场的晋身之道也被封死了，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招。到后来，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大家都趋之若鹜，史曰：“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千余名儒家大师应运而生，冲的就是那最诱人的功名利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