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垄断“寡头”－汉武帝的大一统经济（续十五）

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结果是，造成了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并不可调和，最终还催生了农民起义。为了稳固统治，也非到了要好好治理失去秩序的商品经济的时候了。

基于此，所以汉初的历代最高统治阶级者，都曾有的放矢地对失衡的商品经济进行过深浅不一的治理。

比如青铜钱币的私铸和减重，当一两的铜币在使用过程中磨损成了八分，有投机者为了牟利便将足重的铜币打磨掉二分，然后把磨下来的二分铜渣再卖给铸币者赚不法之钱，这样混乱的金融市场势必引起通货膨胀，然后又是为了获取更大利润的奸商的囤积居奇，再加上天灾人祸以及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商品严重不足时可以致使物价飞涨，“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到了民不聊生的时候，为了稳固统治，中央政府也只能以行政手段强力干预商品经济。

因为小农背本、豪强坐大、土地兼并这三者共同发力互为作用的时候，对中央集权统治是很致命的。

为了不失去权力，最高统治者不可能坐视不理。

汉高祖刘邦就曾为了对付通货膨胀，而出台了专门限制商人的“土政策”，比如不准他们乘华丽马车穿漂亮丝绸，豪华炫富，同时还特别加重了他们的赋税，以压瘪他们的钱袋。这个当然是“治标不治本”的表面文章类做法，近似于走过场，后来到了吕后和汉孝惠帝时代，汉高祖的政策也寿终正寝啦，进了历史“垃圾堆”。不仅如此，由于形势逼人，期间还放开了私营经济的口子，只是以一种十分苍白和无奈的口气来规定或限制商人后代不得当官而已，比以前的政策宽松多了。

到了依靠商业暴利严重兼并土地时期，小家背本及纷纷破产，造成很大统治危机的时候，文、景两帝也没有用强硬措施从根本上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无为而治”的经济旗帜下，继续放任自流，在民间财富得到极大爆发的同时，社会矛盾也同时爆发，而此时文、景两帝也只是做做样子，除了发一些没有多少强制性的诏令文告，一再强调“道民之路,在于务本”，以便正本清源，面对当时的无序状态，这两位爷还幼稚到想以天子亲自躬耕的形式来作为榜样的力量，以便把“全民皆商”的风气降温，把心思用到务农“因本”之上，这当然是一种“乌托邦情结”，根本不可能有效扭转小农背本这一社会问题。

到了后来，好说话的汉文帝还干脆祭出了最狠一招，那就是禁止私铸货币，但没有相应铁腕措施护卫，最终禁令的效果似乎也不大好，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第7章垄断“寡头”－汉武帝的大一统经济（续十六）

所以，到了铁血皇帝汉武大帝时代，为了支撑庞大的作战计划，以及从根本上巩固皇权统治，稳定大汉根基，也只能在经济上“痛下杀手”，也就是对诸侯王和豪强集团宣战，即使是杀鸡取卵也在所不惜，尽管汉武大帝所开创的封建官营工商业对商品经济的摧残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对后世的负面影响巨大。

基于此，即使是打击民间商业会导致社会经济逐渐失去活力，从而使整个经济大盘一步步走入凋敝，在低水平上缓慢发展，但却因为能有效维护农业社会为主征的封建统治，即使是牺牲速度和效率，也只能如此了，可谓割肉补疮式的典型“经济疗法”。

用比较通俗的比喻来说，就是“贱买贵卖”本来是商人应该干的事，因为此中有利可图，于是官府以国家公事名义把之充公收归国有了，其实行的也是“私”，只不过披上了一层国家利益的冠冕堂皇的外衣而已，逃脱不了“与民争利”的干系。关于这一点，曾经慷慨资助国家建设的模范人物卜式看得很清楚：“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可谓是一言中的，在于一个利字。

据说平准法实行一年之后，各地运送到京城长安的绢就达到了五百万匹，盐铁由中央统制，基本上商人手中掌握的牟利物资已经转到了官府手里，“马无夜草不肥”，豪强巨贾们想发横财已经很难的了。

说到这里，基本上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也差不多写完了，至于他的赈灾、救险以及屯田之事，也没有多少可说的，在此略过。

而既然上文提到了卜式，在此，我们也来讲讲汉武时代的一些“经济猛男”的有趣故事。

那么，先说说此时的正主卜式吧。

其实，卜式原本也不是什么在经济理论上有重大突出贡献的国家级特殊津贴获得者，这个相比于汉代的“国进民退”之父、著名财政专家桑弘羊就逊色得多，甚至于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专业人士，之所以把之列入财经人范畴，那是因为他是汉武帝实行“经济新政”的重要关联人物，而且他对经济的敏锐观察力也十分令人称道，还反对盐铁专营，所以不妨说说。

据说，卜式原是一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式的苦逼孩子，父母双亡，家中还有一个幼小的弟弟要供养，尽管他出身特殊，贵为孔子的门生即战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卜子夏的七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