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垄断“寡头”－汉武帝的大一统经济（续九）

当然，要已经尝到垄断甜头的官府放弃既得利益，把吃下去的再吐出来，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虽然明知这样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但已经把财政和垄断企业捆绑的政府也只能避重就轻，甚至于装聋作哑，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所以，注定这样的研讨会也是基本上“走过场”，或且说是放空炮。当时的首席经济学家和第一搞钱高手桑弘羊作为“反方代表”，当然是力保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等事关国家财政的重头政策，他利用自己多年在经济界积聚的能量，舌灿莲花地连番车轮式争辩，认为盐铁是“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道理十分冠冕堂皇，从桑弘羊的论调中，我们也知道了国有垄断企业对国家经济和财政的影响力了，因为弄不好可能会导致国家机器运转的崩溃停摆。

这一年是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桑弘羊第二年就因卷入谋反事件被处死。

总之，在经济权威桑弘羊的大力干预下，这次的辩论会无果而终，除了废止地位不是很重要的酒类专卖改为征税外，盐铁专营等各项重要经济政策还是保留了下来。

老实说，从武帝时代“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起，巨大的利益格局也决定了盐铁专营的不易废止，除非皇权社会的崩盘。

当时东郭咸阳在齐国煮盐，而孔仅在南阳冶铁，两人都发了大财。发财之后，尝到垄断专营甜头的两人为了防止别人分薄自己的利润，立马建议皇帝禁止了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雷厉风行地设立经济壁垒，如果有人胆敢犯禁，那么就用砍掉左脚趾等严厉酷刑加以处置，同时没收全部所得，让其倾家荡产。于是，以垄断为基本经济行为的特殊利益集团就由此轰烈成军，为了减轻阻力和反抗，特殊央企还有意把之前的私有同行拉进来，完成“国营改造”，这样就基本上实现了“一统天下”的态势了，零星反抗也成了强弩之末。

高，实在是高。

据说，汉元帝时期，出于某种考量，还曾废掉了盐铁官三年，不过很快又恢复了，由此也窥见了皇权社会国企和官商对国家经济的份量。

关键是一味地依赖垄断的国营工商业，又势必窒息了经济发展活力，让社会经济在缺少创新元素下低水平发展，甚至于停滞不前。

所以，很多有识之士都主张在官营和私营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之间必须要取得某种平衡，那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大力干预，引入竞争机制，这正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通过政府的有限的参与保证市场和社会的秩序，同时发挥市场的活力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个从历史经验来说，不无道理。

第7章垄断“寡头”－汉武帝的大一统经济（续十）

不然的话，就永远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的历史怪圈之中。

好，以下我们系统谈谈汉武时代经济政策出台前后的一些历史背景和深层原因。

综合各种史料，基本上汉武帝经济改革原因有四，除了最现实最直接的赈灾和攻打匈奴之战争开支需要，另两个最深层最具历史影响力的就是解决高度繁荣的汉初商品经济对封建农业基础的冲击（经济上的）以及威胁皇权社会的一方独大的诸侯经济（政治上的）。

对于匈奴用兵，本书各章曾多次提到，大家也基本上知道了个大概，在这里我们就重点对汉初商品经济和诸侯经济对西汉政治的冲击进行比较展开的讨论。

在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大一统国家中，虽然秦始皇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只是由于暴秦的一统江山时间太短，短得连与大一统国家相匹配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诸政策都没来得及建立或完善（人们一般知道的也就是著名的“统一度量衡”等一些最基础之措施），而且在秦末风起云涌的义军起义和诸侯争霸中基本中断了，没有了政治基础的统一度量衡也成为了一张废纸。对后世的影响甚微，而真正能影响中国两千年大一统官僚经济的第一人，就是后来的强力“经济沙皇”汉武帝。

西汉立国之后，由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暂时还不能全盘实现郡县制高度中央集权制度的汉高祖刘邦，也只能部分采取了分封制，既分封了同姓王，也分封了异姓王，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各霸一方的诸侯王。诸侯国凭借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权，以及汉初轻徭薄租的相对宽松的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实力也得到大大增强，大诸侯国甚至是富比皇城，比如齐国都城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其富裕程度比国都长安还甚，难怪连太后也争着和齐王联姻，主父偃还因为联姻不成报复齐王而被杀死，可见齐国的富裕程度。

这些财大气粗的诸侯王还喜欢与豪绅巨贾沆瀣一气，官商勾结，谋取暴利，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形成了威胁皇权两股政治力量，史曰：“因其富厚（即富商），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

这在“七国之乱”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汉初商品经济和诸侯经济是相互激荡、比肩发展的。汉初由于自给自足的封建地主经济被连年战争冲击，社会经济残破，而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汉统治者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不得已实行“无为而治，因而汉初经济格局也只能是以诸侯经济为主。

因为中央调控的减弱，于是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凭借自己的地利、资源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富可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