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垄断“寡头”－汉武帝的大一统经济（续三）
所以，观察中国这两千年的经济政策，汉武帝也是一个标杆式的重要人物，一个王朝经济的缩影，那就是高度垄断的经济，他所开启的国家专营时代，也宣告了由汉初的自由经济向计划经济的划时代转变。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告缗是怎么一回事。
告缗，就是当时政府反制商人偷税漏税的一种强制办法。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始 ，汉武帝除了对商人及手工业者征收千分之二十至四十的赋税，还颁布了告缗之令。
告缗，顾名思义，也就是针对瞒产虚报以达到逃税目的的行为进行告密，史曰：“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说白了就是对逃避算缗或财产公开登记不实者能进行有效告发的人许以重奖。
利益当前，大家都趋之若鹜，由此导致了诬告之风盛行，并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因为诏令实施之后，“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
原本，汉武帝的初衷就是想“劫富济贫”，当时汉帝国和匈奴帝国的战争正处于关键时期，巨大的战争成本让中央政府焦头烂额，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汉武帝不得不实行算缗措施，即强行要求富人向朝廷捐钱捐物。理由当然也很冠冕堂皇，那就是战争开支和赈灾需要。
这理由虽然“师出有名”，却也很是勉强，自愿交的人当然很少，尤其是以逐利为终极目标的大商家、大富户，想从唯利是图的他们的口袋里顺利地搞到钱，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终也只能以“合理抢劫”式的行政强制执行来实现。
当然，为了减轻社会的反抗强度，汉武帝还采取了一些怀柔式的实施办法，比如有意识地树立为国分忧的榜样，而一个叫卜式的河南人便有幸成了古代“焦裕禄”。
其实，卜式这个人原本也不是有太多私心杂念，在朝廷对他大树特树之前，他还真的是很爱国，发自内心的那种。虽然他不算是大富豪，却愿意响应中央政府号召，把自己的千余头肥羊捐出一半支持汉朝攻打匈奴。而那时候还没有实行缗钱令，汉武帝很惊奇，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以为这“活雷锋”卜式一定是借着捐钱捐物谋取一官半职，居然朝廷命官询问的结果是，卜式完全为了支持国家打仗，纯自愿的那种。这种显然“有悖常人思维”的解释也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满腹疑团，还以为是他想放长线钓大鱼呢，所以并不急着提拔他，看看再说。
第7章垄断“寡头”－汉武帝的大一统经济（续四）
看到后来，卜式又一次为赈灾捐了20万。这回真金白银的汉武帝也感觉他不是装的了，而是真正的个人觉悟高，于是主动给他当官，而且一路凯歌当到了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御史大夫。
当然汉武帝给卜式提官的原因也不是就嘉奖其觉悟高那么单纯，而是另有政治指向，也就是为了配合推出缗钱令进行的立体宣传，为人们配合天子的“合理圈钱”提供一个榜样的力量。
卜式的典型形像就这样给塑造树立出来了，原以为人们会学习卜式好榜样，踊跃为国作贡献，不过却收效不大，尤其是对嗜利如命的商人食利阶层，想从他们口袋中“虎口夺食”，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商家富户尤其不买帐，能不捐的绝对不捐。看来算缗有即时流产的危险，这对朝廷相当不利，那时因战争的折腾又让皇帝手中特别缺钱，情急之下，汉武帝也只能“霸王硬上弓”，紧接着出台了告缗政策，采取全民动员的手段，号召大家一起来检举揭发偷税漏税，然后强制执行，也就是说你不捐也得捐，不捐不仅要强行拿走你的钱物，甚至还有牢狱之灾。
于是，皇帝的口袋因此而立马涨成猪头，肥得不能再肥，而民间资财也因财富流转急剧“减肥”，甚至变得有点民不聊生。正如太史公上文所述：“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大意就是当时中产阶级以上几乎都被人告遍，官府得民财数以亿计，要人有人，要田有田，这种以法律强制财富由社会向中央政府转移的做法，虽然有效地解决了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而此种“杀鸡取卵”的近乎野蛮的手法，却大大伤害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也就是中等以上的人家大都因重税而破产，反正你起早贪黑辛辛苦苦赚到的钱，因为没有对私有财产的合理保护措施，到了最后都让官府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拿走，干不干一个样，所以生民不再经营实业勤劳致富，宁愿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再也不敢积蓄产业财富，这样就大大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这就是官府进行积极财政政策而出台的缗钱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还不是最坏的，嗣后推出的增税政策，以及盐铁专营、均输平准法的实行，更是给巨贾豪族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本末之争”在经济政策上的具体反映，汉武之前贾谊、晁错等人就对天下“背本逐末”颇有微词，到了汉武帝为了配合一统经济正好对商业“末流”开刀，极度抑商的结果，所以中国古代经济中“商”的成份一直“发育不全”，直到现在有人还认为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如此想来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