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文景之治-汉帝国第一个全盛时期（续十七）
见到皇帝如此震怒，勇敢的张释之还是没有因顾及自己的人身安危而退步，照样坚持原则，因为张法官知道碰到了好皇帝，不会因为他坚持原则而治他的罪，如果说有什么是“有恃无恐”的话，这就叫做有恃无恐。
“那你是法官还是我是法官？既然你要我当最高司法官，案就应该全权由我来判，而且我这样判案，是依法进行，适当量刑，尽量做到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判决结果，也已经充分考虑到了犯罪情节的特殊性，照顾并抚恤了人主受伤的心灵。如果再加重，就会走向反面，让执法因人为干预而走样了，退一万步说，如果今天有人以偷窃宗庙器物之罪而被灭族，他日万一有更加愚昧无知、狂妄自大的鼠辈，从高祖的长陵上窃取了一捧土，那么，请问陛下又如何治其罪呢？”张释之脱帽顿首谢罪道，态度非常好。
看到自己的最高司法长官张释之如此清晰的司法解释，简直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于是很开明的有为皇帝汉文帝也不想因这事坏了自己英名，破坏刚刚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大汉律法，所以在征得太后同意之后，也爽快地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刑意见，这一典型案例，还给张释之赢得了后世威名，连大名鼎鼎的狄仁杰都引为榜样，正是老狄援引张释之的这一振聋发聩的历史性判决，圆满解决了李治因自己父亲唐太宗陵园上的一棵树被误砍而引起的类似风波，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堪称经典，都是司法界闻人的大手笔。
而大汉有如此伸张法纪的大法官，当初还差点被埋没呢。据说，当初南阳人张释之当骑郎，却当了十年未得升迁，心灰意懒之际正想打道回府，回乡养老，就因为袁盎的慧眼识珠，向汉文帝推荐了颇有德才的张释之，果然此后爱才的文帝也升张释之为谒者仆射，才没有让张释之“明珠暗投”，让“历史珠子”蒙尘。
总之，张释之是汉代最好的司法官之一，他的最大建树就是能坚持依法办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严厉样，就算是未来皇帝太子殿下不守法，他也敢出面干预，一点情面也不讲。
据史载，太子曾与梁王同车入朝，经过司马门，二人仗着特殊身份不下车也不说明情况，就想强闯殿门，有“黑老包”风格的张释之二话不说，立马追上太子和梁王，并禁止他们二人进入殿门，这还不算，居然还不依不饶立马上书弹劾太子和梁王“经公门不下车，为不敬”之罪，果然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任谁也没情面可讲。
此事一直捅到薄太后那里，汉文帝还为此向太后承认自己教子无方，请求母后处置，后来经过了一番教育，才传诏赦免太子和梁王，放他们二人入殿门。忤逆了皇帝的张释之不仅后来没受到打击报复，汉文帝还因此大加赞赏张释之有胆识，升他为中大夫，不久，又升为中郎将。
刘邦本质确是个流氓（转）
刘邦在席上拥抱宠爱的戚姬，大约做着亲昵动作，正好被臣僚周昌撞见，故“还走”，进行回避。不料刘邦竟追上去，将周昌按在席上，接着是上引的对话，哪里还有半点皇帝的尊严自矜姿态。
近年来，笔者看了几部楚汉相争的电视剧，感觉多是败笔，其故非他，编导们其实没有真正解读史学名著《史记》，没有领会司马迁的一番苦心，没有把刘邦如实地作为一个流氓无赖，加以刻画。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时代，本朝人写本朝皇帝，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可能是唯一成功的典型。他的描写有不少传神的史笔，活灵活现地刻画了汉高祖的粗野流氓无赖气质。司马迁以后，史学美化本朝皇帝的功能得到了“发扬光大”，一个又一个皇帝，大抵都在其冠冕之下，蒙上一层又一层面纱，使人难以认出他们的真面目。
《史记》卷8《高祖本纪》说，刘邦的母亲“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遂怀孕生下刘邦，看来他是个私生子。刘邦本无名，人称“刘季”，用现代语就是刘老三或老四。刘邦没有发迹时，是泗上亭长，相当于如今的乡村干部。同书卷55《留侯世家》记载，“汉王辍食吐哺，骂(郦生)曰：‘竖儒！几败而公事！’”同书卷97《陆贾传》中，刘邦又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从史料上看，秦汉时的皇帝也并不总是自称“朕”，也可自称“我”或“吾”。但“而公”和“乃公”其实是古代的流氓自称，翻译成现代汉语，即是“你老子”。
同书卷8《高祖本纪》载：“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其中涉及到古时的席地而坐的礼俗，今人若不懂此种礼俗，就无法理解他史笔之妙。用今人的语言说，则是刘邦坐在床边。但依照汉时的概念，只有跪坐方是“坐”，此种后人公认的垂足坐姿只能叫“踞”，是极不礼貌的。郦生就以降格礼对无礼，在室内不行通常的在席上的拜礼，而改行站立的揖礼。同书卷91《黥布传》也记述说：“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因年代悠远，今人不易了解古人的习俗和感情，仅是“踞床洗”见人的一个动作，今人固然会视为不礼貌，但英布却视为对自己极大的侮辱，甚至因羞愤而打算自杀。也足见刘邦的粗野到了极致。
同书卷97《郦生传》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尽管当时儒学没有享受独尊的地位，但随便将来客的儒冠摘下掷地，并且当众小便，此绝非是稍有教养者的所为。更何况“常大骂”，经常是满口脏话，詈儒生为“竖儒”。《史记索隐》说：“竖者，僮仆之称，沛公轻之，以比奴竖，故曰‘竖儒’也。”同书卷93《陈豨传》载：“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当时“竖子”固然是人们常用的詈称，而刘邦使用尤多。
古代抢江山，不顾百姓死活，是常事。然而刘邦上对父母，下对儿女的生命，都完全取无所谓的态度。孝惠帝和鲁元公主是刘邦的一双儿女，刘邦在逃难时，只顾自己的性命，竟三次将亲生骨肉推到车下，以便自己逃命。后项羽俘掳刘邦父，“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是非常典型的无赖语言，居然说自己愿意分食父亲之肉的羹，当时虽未大倡孝道，但此语也绝非普通人所能说得出口。
同书卷99《叔孙通传》载，刘邦“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于是为刘邦制订礼法，让群臣执行显示尊卑的礼法，“莫不振恐肃敬”。“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刘邦虽然喜欢叔孙通制订礼法，以求维护皇帝的尊严，但其粗野的秉性毕竟难改，他穿戴皇帝的冠服，其实可谓是沐猴而冠。同书卷96《周昌传》说，“昌为人强力，敢直言”，“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古时席地，刘邦在席上拥抱宠爱的戚姬，大约做着亲昵动作，正好被臣僚周昌撞见，故“还走”，进行回避。不料刘邦竟追上去，将周昌按在席上，骑着他的脖子，接着是上引的对话，哪里还有半点皇帝的尊严自矜姿态。
刘邦虽然非常缺乏文化教养，但也确有其聪明之处。同书卷8《高祖本纪》记载，项羽军的“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他是以此语“权以安士卒之心也”，反映他能急中生智。同书卷92《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尽管随机应变，但还是不改开口骂人的本色。
由此可知，历史剧描写刘邦，如能活灵活现再显太史公传神的史笔，方得以为成功之作。(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