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东汉皇帝大多是幼年即位，政归太后，外戚秉政、宦官专权、权臣作乱、军阀割据、流民造反，几乎集所有王朝曾有的弊政乱象于一身。从表面上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各色人等纷纷粉墨登场：太后、皇帝、宦官之间蛇撕鼠咬，纵横捭阖，血溅宫闱。权臣、军阀、朝臣彼此狼争虎斗，黎民百姓横遭涂炭，尸横遍野。一些学者据此认为，东汉除了早期的如刘秀、刘庄、刘炟等三人在位期间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认为这是一个混乱不堪、民不聊生的时代。
这些是事实，但是并不是全部。东汉也曾辉煌过，也有过它的黄金时代。它的开国之君―――汉世祖光武帝刘秀。他名为西汉宗室，实为南阳布衣。为了反抗王莽暴政，拔剑而起，骑牛上阵，奋举义兵于南阳舂陵。他率领“云台二十八将”，经历了千难万险，血战整整十五年。他战昆阳，抚慰河北，声威初起。诛王郎，扫赤眉，擒张步，灭隗嚣，驱卢芳，平公孙述。他不辞劳苦，栉风沐雨，辛劳半生，终于光复了大汉天下。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感慨地写道：“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而尤难矣！” 事实上，他名为“中兴之主”，实属“开创之君”，雄才大略，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及。对于刘秀的恢廓大度，英明神武，他佩服不已，甚至赞叹说：“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在他看来，刘秀应该是三代以来当之无愧的第一明君。
刘秀统一天下之后，终于抚平了战争疮痍，初步实现了天下太平。光武中兴，明章嗣轨。经过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到了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在位期间，国势日益强盛。在四代人治理之下，东汉王朝在接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对内治臻政善，道德淳美。对外则刚柔并济，怀柔迪化。窦宪北伐，燕然勒石，威扬西域。至此，漠北地空，北边大患永定，通译四万。诚然，就综合国力而言，东汉的功业的确比不上西汉，但是，东汉前期确实存在过一段“太平盛世”时期，却是不能否认的。
这一时期，虽然短暂，却是东汉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当是时，抬眼遥望，北边塞上，牛羊被野，烽烟不起。中原沃土，耆老安居，民不知兵。美哉“明章盛世”，不让“文景”，媲美“贞观”！
如斯盛世，也曾让班固、范晔、司马光等史学家们由衷地赞叹，称赞它政风淳善、民德淳朴，庶近尧舜之治，几近“三代”之美。
在传统史学家的眼中，东汉的“民德”，是中国历史上最美的。近代梁启超先生也在《论私德》一文中指出：“东汉尚气节，光武、明、章，奖厉名节，为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复苏之良果。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光武帝刘秀与老祖宗刘邦轻视、侮辱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是，他以身作则，推行道德教化。他为人温厚，善待功臣，在历史上口碑极佳。为政宽和，扶弱压强，体恤民力。另外，他推崇儒学，尊重知识分子。这些善政，如同春风化雨，恩泽百年。
正是在刘秀这位“君子皇帝”为榜样的带动之下，在一百九十五年的时间里，道德高士层出不穷。“尚气节，崇廉耻”成为社会道德观的主流。到了中后期，在朝的名臣、在野的清流之士议论朝政得失，抨击邪恶，居然成为延续国家生存的重要支撑力量。
当时，因制度性的缺陷形成的宦官、外戚等邪恶势力，气焰嚣张，为非作歹，祸害天下。这些名士们同仇敌忾，将个人生死、宗族安危置之度外，与邪恶奸党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无论是与梁冀等外戚势力殊死搏斗、杀身成仁的李固、杜乔，还是身列大宦官头子曹节、王甫“党锢”黑名单中的诸人，如：窦武、刘淑、陈蕃、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等，他们主持正义，与宦竖不共戴天，舍生取义，正气凛然，真是千秋可称！一幕幕悲喜剧，一阵阵血雨腥风，一处处悲欢离合，一抹抹血色残阳。上演了无数慷慨激越、动人心魄的故事；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震铄千古的动人乐章。
尤其是李固、杜乔二人之死，可谓是“重于泰山”。为了朝廷安危，为了天下苍生，他们宁可选择与邪恶势力同归于尽！笔者每读《后汉书》至于《李杜列传》，无不抚卷叹息。正如范晔评价的那样：“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
由于能力的局限以及复杂因素的制约，李固、陈蕃他们的抗争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他们已经竭尽了全力，尽到了他们应尽的时代义务。暴政固然可以消灭李固、陈蕃的肉体，却无法摧毁他们的精神。他们疾恶如仇的品格，视死如归的精神，为了正义而不惜“杀身成仁”的气魄，却是永垂史册，万古流芳！
虽然，李固、陈蕃无法根除外戚、宦官等毒瘤在帝国的体内孳生、壮大，他们却能够用切实行动来威慑邪恶势力：“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的强大精神，犹如一座座活着的丰碑，足以令贼人望而生畏。事实上，他们的存在，也对邪恶势力起到了巨大的牵制、遏制作用。《后汉书》的范晔感喟道：“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最终，曾经辉煌一时的东汉王朝，在统治了华夏大地一百九十五年之后，还是在内忧外患困扰之下，分崩离析，轰然坍塌了。
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坐在书斋中，静静地审读历史，默默地思索现实，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未来。
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代王朝的或盛或衰，时治时乱，合久则分，分久则合，看似纷乱繁芜，然而，就本质而言，都不过是往事的往复循环而已。
有人也许会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永远无法还原，后人不会知道。”是的，真实的历史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和研究，可以了解大致的真相。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了解真实，但是，我们可以无限接近于真实。这就是研究历史的人一直不懈追求的。
笔者著此书之本意在于：让读者通过阅读此书，重拾起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也想让读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士人君子，什么是真正的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什么是真正的传统文化，什么才是民族的精神！
据说，当年刘知几在苦心写完名作《史通》之后，曲高和寡，几至无人问津。愤懑之下，他在《内篇.自叙》中叹息道：“嗟乎！傥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千载幽思，有我心和之。刘公之言，与我心有戚戚焉！
雪域桃源谨自序于桃源堂
戊子春二月庚戌（初四）日
（西元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一日）
（十五）气壮河山
建武三年三月，在南征邓奉之前，他先对东线战局也做了周密的安排。为了减轻压力，从战略上孤立梁王刘永，刘秀再次派太中大夫伏隆前往剧县，加紧对张步招降工作。
伏隆字伯文，是大司徒府司直伏湛之子。他的先祖，就是秦朝的著名《尚书》博士伏胜。伏氏家传《尚书》经学，累世不辍，讲求清静无为之境，与世无争，青州一带的人，深为叹服，美其名为“伏不斗”。伏隆傳承家学，少以节操闻名，很早就做了琅邪郡的督邮。他的父亲伏湛做了大司徒司直之后，伏隆也到了洛阳。建武二年，在怀县，刘秀亲自召见。刘秀早年也是学《尚书》“专业”出身，两人因此谈的很投机。对于伏隆的才干，刘秀很赏识，就将他留在身边听用。
由于伏氏家族在青州一带的崇高声望，刘秀特命伏隆为使者，再次前去故乡宣慰。
伏隆此行的目的是：要求表面上顺从洛阳的张步拿出切实行动，与刘永断绝关系，并出兵协助东线汉军攻击刘永。另外，伏隆此行，还带来了一封任命张步为东莱太守的诏书。
与此同时，在睢阳割据自立为梁王的刘永也不甘示弱，他也派出使者赶赴徐州，册立流民军东海部首领董宪为海西王。刘永听说伏隆到了北海郡首府剧县，立即派使者也来到这里，以立张步为齐王为诱饵，加紧了政治拉拢。
张步是个什么样的“香饽饽”，居然如此受青睐？
张步字文公，是琅邪郡不其县人。这人也算是个英雄，颇有几分豪气。地皇三年冬，他听说刘縯、刘秀兄弟在舂陵起兵后，也在本地聚集了数千人马，举旗造反。张步的三个胞弟：二弟张弘，三弟张蓝，四弟张寿，都有勇力。他们一起跟着大哥起事，都成了张步麾下的大将。
很快，张步在周边不断地攻城掠地，连克数城。张步自称“五威将军”，割据琅邪郡的首府东武（今山东省诸城市），独霸一方。数月之后，更始帝刘玄入主洛阳，派王闳（hóng）为琅邪太守，前来收取郡县。张步对于刘玄的这道诏书极为恼火：“老子是有功之臣，你刘圣公爱封不封，反正老子在这里说了算！王闳算老几？你叫来他到这里做官，没门！要想进城可以，拿命来换！”张步下令：“各处紧闭城门，不许放王闳入城，违令者，格杀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