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刘秀从河北时期开始，就特别注重对治国人才的挖掘培养。登基之后，更是异常重视文治人才的选拔工作。他在兵荒马乱之时，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要想统一天下，就必须收取民心。要想取得民心，就必须任用贤才。只有有了贤才的辅佐，才能够使得自己统治区域的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生活得到安定。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本地区的安定，可以影响全国其他各地区，使得自己的政治声望得到有力的提高，从而增加感召力，促使更多的人前来归附。可以说，刘秀拔擢卓茂、伏湛这样的德高望重的能员干吏到自己的政府中担任高级官员，是他超然于群雄的高明之处。在创业之初就能够未雨绸缪，特别注重对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选拔，以作为治理其统治区域的骨干官吏，而不是仅仅选拔能征善战的将军、参赞军务的谋士。实际上，这是他全局性人才战略的一部分。很显然，在创业之初，大搞裙带关系只能是自取灭亡。同样地，只靠军事人才、权谋人才也是远远不够的。王莽、刘玄、樊崇等人在用人上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所在政权的命运。
具体地说，从河北时期开始，刘秀除了召集四方能政善战的武将猛士以外，他特别注意对能臣干吏的征召、拔擢。一句话，无论是文的、武的，只要是人才，刘秀都要。从建武元年六月登基开始，他就开始了大规模的人才收揽工作，努力把散落在四方各处的名士们召集到自己的阵营之中。一方面，是为自己出谋划策，成为平定天下的决策智囊。另一方面，他需要为将来全国统一之后，培养一批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在乱世之中，刘秀对于人才工作，能够有如此长远完备的考虑、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他的身上，的确有着某种过人之处。甚至可以这样说，刘秀的成功，是他善于发现、爱护人才、善于因才施任的最好回报。
另外，自从大哥刘縯被杀之后，刘秀心中一直被强烈的“忧患意识”所笼罩。即便在扫平河北、登基称帝之后，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不仅没有随着自己的实力不断增强而减弱，相反还越来越浓重。不仅如此，他还强烈地意识到，仅仅靠武力与对手展开竞争是远远不够的。且不说自己的武力在天下群雄之中根本算不得最强，即便武力强大如王莽，最终又能如何？失去了民心，被天下的英俊贤才所唾弃的王朝，任凭他的武力再强大，如何能够持久？
正是基于对新莽王朝覆灭教训的反思，刘秀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完成任何一项事业，缺少了人才是不可想象的。要完成 “统一天下、混一区宇”的宏伟事业，当然离不开各种人才的辅佐。很显然，要完成统一天下、再造河山的大业，单纯依靠军事将领是远远不够的。在刘秀看来，强大的武力如同暴风骤雨，只能称雄于一时。而深厚的恩德，却如同春风化雨，可以恩泽万代。
要夺取天下，必须要得到稳固的根据地―――安定的大后方。如何才能得到牢固的根据地呢？就必须要靠能员干吏的治理。要得到这些人才，就必须以立德为本，礼贤下士，取信于天下。只有得到了充足的人才资源支撑，才能够以德怀民，稳固根基。只有自己的根基得到了稳固，才能够保证粮食、军事物资等后勤给养的供给，才有本钱与天下群雄逐鹿中原。
当然，刘秀的对手们也懂得人才的重要性，比如刘玄、樊崇、刘永、张步、隗嚣、公孙述、卢芳等人，他们也在拼命地网罗人才，作为与对手竞争的资本。然而，刘秀的对手们对于军事人才、权谋人才的过分看重，对于裙带关系过分依赖，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策。比如：王莽之于王寻、王邑、巨无霸；刘玄之于王匡、王凤、张卬；樊崇之于谢禄、杨音、逄安；公孙述之于延岑、田戎；隗嚣之于王遵、王元、杨广等等。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懂得“以德行服人，以仁义感召人”的道理，只是以暴力称雄一时，不能使天下人怀其恩德。刘秀之所以能够击败群雄统一天下，注重选拔贤才，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是他最终能够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全面地看，刘秀之所以能够扫平群雄、统一天下，“皇族血统＋‘复兴汉室’旗帜”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然而，刘秀的成功，绝不单纯是靠他和西汉皇室血统的关系。事实上，他只是一个没落皇室远亲。在起义初期，他的地位，卑微的几乎不值一提。他的血统根本无法和自称是汉成帝庶子的王郎相提并论，也无法和梁王刘永相比。即便是在舂陵刘氏宗族中，也不算很突出，甚至连刘玄都不如。刘秀与其说是靠血统成功，倒不如说是在沾了一点皇室子弟的基础上，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才打下了这锦绣江山。不错，刘秀确实是利用血统优势，适时地打出“复兴汉室”的旗帜，使很多人才汇集在自己的阵营之中，最终取得了成功。“皇族血统＋‘复兴汉室’的旗帜”，这是刘秀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赖以生存的根本的立足点，更是他开展政治攻势，增强感召力的有力宣传武器。但是，仅仅靠血统是远远不够的。在刘秀之前，有很多人也打着西汉宗室的旗号出现，却没有一个能够取得成功。比如刘玄、刘永、王郎、卢芳，都是典型的失败例子。刘秀深知，要想做好任何一件事情，单枪匹马是绝对不行的。仅靠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统一天下、复兴汉室的伟大事业的。刘秀之所以能够成功，善于吸引和发现人才，善于任用人才，重视人才的培养锻炼，是他成功的关键之一。他的成功，是他礼贤下士、广招贤才的结果。也是他在此基础之上，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君臣携手，共同奋斗的结果。
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以及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刘秀在提拔重用卓茂之后，又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不断将各个阶层的社会精英逐渐汇集到自己身边，成为以自己为首的政治集团的骨干和中坚。
既然是要高举“复兴汉室”的大旗，就必须力求招徕各个阶层的社会精英，加入自己的麾下。总体上说，刘秀手下的文治人才，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一是南阳、颖川故旧。南阳、颖川，自汉朝建立以来就是英才辈出之地。再加上刘秀本人是南阳籍，起义军是从南阳起义的，这一类人不仅数量多，而且都是老资格。如：樊晔、张堪、茨充等人。
二是从各个敌对势力那里挖过来的人才。主要是在与王莽、隗嚣、公孙述等对手的作战中，最终转向刘秀集团的人才。如班彪、杜林、郑兴、郭伋、桓谭、冯衍、申屠刚、鲍永等人。
三是平定各地之后新发现的各种人才。如：卓茂、伏湛、侯霸、郭伋、董宣、韂飒等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伏湛、侯霸、班彪、杜林、郑兴、郭伋、桓谭、冯衍、宣秉、张湛、王丹、杜林、郭丹、申屠刚、鲍永、郅恽、杜诗、孔奋、张堪、朱浮、冯鲂、虞延、樊晔、董宣、韂飒、茨充、任延等人。
这些人，都是难得的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都是社会的精英。如果在太平岁月，他们本来能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们生于乱世之中，才能无用武之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们选择了刘秀，刘秀也接纳了他们。双向选择的结果，使得他们君臣双方的人生价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大戴.礼记》中说的好：“君虽不量于臣，臣不可以不量于君，是故君择臣而使之，臣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君，无道横命；晏平仲之行也。”古人也说过：“当今之世，不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受命之主，不独创业难，守成亦不易。”君臣互择，彼此挑选，形成交集，最终走到同一条道路上来。
（二）智取洛阳
在一节之中，主要追述一下刘秀夺取洛阳的经过。
建武元年（西元二十五年）夏，就在更始政权与赤眉流民军、邓禹的西征军在关中三辅拼得你死我活、血肉横飞的时候，天下群雄也在为争夺辽阔的中原袤土上进行着殊死的搏杀。
此时的中原形势，与两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曾经兴盛一时的更始政权由于受到赤眉军、刘秀集团的两路夹击，已经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它的三大战略支撑点长安、洛阳、宛城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完全切断，成了相互无法支援的三个孤岛，只能是各自为战，力求自保而已。从这点来看，更始政权的防御体系已经彻底瓦解，面临着总崩溃。相反，刘秀集团在彻底平定了河北之后，又夺取了河内、河东两大产粮区，兵强马壮、声势震天。总体来说，形势的发展对于刘秀集团越来越有利。刘秀在中原地区的下一个作战目标，究竟在哪里呢？不用说，当然是更始政权的东方重镇―――洛阳！
六月二十二日，刘秀在鄗城登基。称帝之后，刘秀仔细分析了中原形势。他认为，更始政权关中主力已经被赤眉军打的焦头烂额，此时应在稳固根基的条件下，不失时机地从东、西两线同时发动进攻。西线，目标是长安，早已确定由邓禹负责。那么，在东线，要拿下中原地区重镇洛阳，应该谁来负责总攻呢？刘秀早就有了人选―――大将军吴汉！
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思路，刘秀调整了人事任命。七月五日，刘秀派使者持节赶到西征军中，任命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加封酇侯，食邑万户。同时，命令他火速西进，攻取关中。七月十一日，任命偏将军、野王县令王粱为大司空，加封武强侯，主要负责后勤事务。十六日，刘秀又下诏：任命大将军吴汉为大司马，偏将军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偏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偏将军朱祐为建义大将军，中坚将军杜茂为大将军。刘秀决心：以吴汉为主将，率领汉军主力南下，全力围攻洛阳！
对于西线的邓禹，由于他刚刚取得了安邑大捷，刘秀比较满意。对于东线的围攻洛阳战役，刘秀觉得还是不放心。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亲自坐镇河内，统一指挥各方的战役。此次出征，是刘秀登基之后的首次御驾亲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