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大清的规矩，所有国家的来使，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古代中国早就自认为是上国、天下共主，其他国家要么是藩国，要么是“四夷”，必须臣服中国。清国更是如此。想想也是，大清进入山海关以后，奋威四方，兵锋所及，罕逢对手，能够征服且愿意征服的地方，全部征服了，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国家。在战事上只有俄国能与清国战平，且清国不愿意北进极寒之地，不然俄国到底能不能PK赢大清，还是个未知数----至少乾隆爷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不是我大清太骄傲，而是我大清实在太生猛，这个“天下共主”的称号是名至实归的。

既然我是天下共主，那你们就得按我的规矩办，觐见时必须按“藩封”对宗主国的礼节，行三跪九叩大礼喽。

你们不这样行礼也可以，滚蛋就行，若不滚蛋，就把你们当乞丐轰走。

你们不知道行清国礼？没关系，有专门人员教你们。好好学，行好礼比什么都重要。你们送的礼，在地大物博的大清，不值一提；你们行的礼，才让大清皇帝有面子，倍感骄傲。你们要什么东西，大清皇帝会慷慨赏赐给你们；你们要什么政策，大清皇帝会在权衡之后，尽可能赏赐给你们。

反正不会让你空手而归，赏赐往往超出你的期望，让你们欢喜而归。

西方国家并非不了解大清这一要求，恰恰相反，很了解这一点。1655到1755年间，西方来的17个使团，16个向皇帝磕了头。这次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也事先说明，如果清国坚持要行三跪九叩礼，你们就入乡随俗，行礼就是，正事要紧。

可马戛尔尼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置英国政府的嘱托而不顾，坚持要在乾隆爷面前行英国礼，或者他在乾隆爷面前行清国礼，清国也派一位与他官位相当的大臣，向英王画像行英国礼。总之就是要两国地位平等，礼节对等。无论清方怎么劝，都没用。

乾隆勃然大怒：这像来祝寿的吗？是来添堵的吧！于是取消9月10日的觐见，下旨斥责英使“骄矜”，并减少赏赐与供给。

双方最终妥协，议定在9月14日非正式召见宴会上，马戛尔尼行英国礼节， 9月17日“万寿盛典”中，马戛尔尼跪递国书并行三跪九叩大礼。

9月17日，马戛尔尼一行果真行三跪九叩大礼。

只是，他们跪的是单腿，九叩也只是九次附身，离叩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其他各国使节都是行正宗三跪九叩大礼，只有英使别具一格。当时的乾隆到底心情如何，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再也没有理会英使团了。

马戛尔尼不得不从皇帝驻地热河，返回了北京，正事---商务谈判和建立外交关系---根本就没一点进展。他在热河和北京都求和珅等官员帮忙，这些官员对此毫无兴趣，感兴趣的只有一样---英国使团是否给皇上磕头。

磕头了，什么都好说；没磕头，你哪边凉快站那边去。

马戛尔尼对和珅耍赖皮，和珅说，那你写个备忘录吧。

马戛尔尼的副手叫斯当东， 他12岁的儿子小斯当东也参加了使团，而且只有小斯当东会一点中文。在14日非正式召见宴会上，乾隆见到小斯当东，非常喜爱，欣然解下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送给小斯当东。

10月3日，英国使团以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呈送一份照会，提出6点内容：将贸易扩展到舟山、宁波和天津；在北京设一英国货栈；在广州划块小地、舟山指定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合理调整英国商人税负。等等。

乾隆知道后，如梦初醒，原来丫的不是来祝寿的，是来做买卖的。乾隆愤怒说：无所不有，无需“尔国”那些破物件；西洋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国家，若都一一允许洋人长驻北京，那岂不坏我百年法度……

马戛尔尼不作死不会死，万里迢迢来到大清，仅因为磕头问题坏了大事。但英国使团好像并未认识到此点，马戛尔尼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大概是照会上的汉字写得不好，字迹歪歪斜斜不清楚，导致清国皇帝不回复。

不知道他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呵--呵。

23年后的1816年，英国再派使团来到大清，原来那个小孩小斯当东已经35岁了，担任了副使。他们要见的是乾隆爷的儿子嘉庆皇帝。

历史如出一辙，英国使团还在路上，就猴急着要谈商贸问题，清国官员依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一件事：你丫的磕不磕头？

英国使团一点也没长进，特使（使团团长）只愿意脱帽三次，鞠躬九次。 “三跪九叩”变成了“三脱九躬”，清廷回复：你们要是不遵礼制，就不允入觐。

大老远来哪能不觐见皇帝？英国使团和大清官员扯皮。他们在京郊通州争论了十天，特使答应，单腿跪下磕头三下，并重复三次。

嘉庆哥和他的老爸一样，听说遥远的英国来朝贡，很兴奋，一直关注此事。听说英使答应单腿“三跪九叩”，就下道谕旨同意了，后来闻说英使学习跪礼有长进，很高兴，决定次日（8月29日）召见使团。

大清皇帝很激动，29日早晨天还没亮，嘉庆哥早早就在颐和园做好准备，等待“英吉利”洋人跪叩。

另一边呢，使团连夜赶路，凌晨抵达北京，疲惫不堪。特使因国书和官服落在后面的行李车内，请求稍事休息。清国官员不肯，他们知道皇帝的作息时间，知道马上会传唤，故催促使团快走，特使焦躁，两方发生激烈争吵。

这就更加耽误时间了。

时间到点，皇帝传唤特使。可特使没人影，理藩院尚书只好谎称特使已病倒，皇帝略有不快；随后传唤副使，尚书称副使也病倒。嘉庆哥以为使团在欺骗他，勃然大怒：

“我中华之国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倨傲侮慢？”

一道谕旨，将使团逐出京城。

嘉庆哥怒气难消，还想中断广州外贸，断绝与英国关系，被人劝住。

又一个23年过去，林则徐老先生慷慨激昂，一把大火烧了西方列强2万箱的鸦片，英国损失惨重。两次出使的惨痛经历，破灭了英国人和平交涉的梦想，转而想采取战争手段。1840年4月，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在议会激辩，到底要不要发动战争。一个辉格党人激昂发言：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能够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他停顿一下后，环视全场，然后斩钉截铁地说：“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这个辉格党人，有个熟悉的名字---小斯当东。当然，此时也不小了，已经快6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