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制霸之空城计（43）

伊犁的军事顶梁柱杨缵绪被杨增新保举去喀什噶尔，另一个重要的人物贺家栋也是必须除去的。

而且贺家栋也是个现实的政治人物，头脑既不简单，也从不狂热、冲动，如果他留在伊犁，未来将是杨增新一个强大的对手，他是双方塔城谈判的伊方主导人物，几次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尤其是在杨缵绪扬言带兵进省的时候，都是贺家栋冷静处置，维持了和谈大局。

杨增新从内心也是有点欣赏这个人才的，所以和谈成功后给贺家栋的职位是新疆省民政司长，这个相当于过去的布政使，主管新疆的民政大权。

不过最后贺家栋也没有在新疆逗留，而是入关回了家乡湖北，杨增新则是“馈赠厚金、资送回籍”。

冯大树是个搞关系的高手，在伊犁革命中他干的活就是串连那两个与汉族隔阂极深的维、回两族，人家玩得游刃有余。

杨增新显然做了这方面的功课，应该对伊方的每个人都有详细背调，所以他给冯大树的安排是让他去北京，做伊犁驻京办主任。

然后在军事基层力量方面，杨增新让出的哈密副将点名要伊犁的姜国胜出任，塔城副将点名要伊犁的谭钟麟出任，这两个人也都是伊犁起义时的主力战将。

上述所有动作几乎是密集在几个月内同时完成的，“九印环列、措置裕如”果然是名不虚传吧。

好了，说重点吧，上面的安排应该算是老杨搂草打兔子的动作，而他自己列为重中之重的则是北面的阿勒泰边疆危机。

外蒙古的独立是在1911年的11月30日。

当时外蒙地区的精神领袖则是一直由清朝册封的哲布尊丹巴活佛，辛亥革命这年是哲布尊丹巴八世掌教。

哲佛从三世起由乾隆皇帝强制性命令，必须从西藏地区寻找转世灵童，使得土谢图汗家族失去了对教权的掌控。

哲布尊丹巴八世活佛是在1882年坐床，当时只有四岁。

从他十二岁起，沙俄库仑领事施什玛勒夫就开始今天送几件欧式玩具，明天赠几只稀有宠物，想尽一切办法讨好年幼的小活佛。

等到活佛长大以后，俄国人又“献一女子，事于活佛，讳之曰乳母，以为联络活佛之手段。”

不要小看了这个大和尚，哲布尊丹巴八世在民国元年的时候手下喇嘛僧众超过10万，喇嘛庙有1700多处，因为全外蒙男性三分之一都当了喇嘛！哲布尊丹巴活佛还有自己自留地，属地的人口和牛羊比土谢图汗的还要多。

虽然和本篇主题离得有点远，但是，外蒙独立的滥觞还是有必要交代清楚。

天山制霸之空城计（44）

喀尔喀蒙古从一世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活佛决定投奔满清，放弃沙俄以后，清廷仿照内蒙，在外蒙也是旗盟制管理，另外保留了哲佛的僧俗两界的尊崇地位，通过羁縻王公和活佛来间接管理。但是同时，库仑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大臣这些楔子一枚枚渐次打入，喀尔喀的当家人从土谢图汗转到赛音诺颜汗，最后终于转入多伦大臣之手。外八旗制度确立，喀尔喀蒙古各部连杯酒都没喝到嘴，军权已经化为无形。

被拔掉了牙的喀尔喀蒙古被迫保持了两百年的温驯。

1901年清廷开始在全国推行新政，向蒙古地区连发多道上谕。压垮喀尔喀的最后一颗稻草来了。

满清这次对蒙古的新政主要是两道菜，对蒙古尤其是喀尔喀蒙古来说，都是致命的大招。

一个是在外蒙编练新军，增设管理机构，整顿行政；第二个是拆除藩篱，放开汉民进入外蒙古移民开垦。

新政一来，如同暴风骤雨，仅1910年库伦一地，办事大臣官署新增机关二十多处。而内地移民在外蒙新垦农田近7800万亩。

这还不算，此时清廷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已经把在蒙古建省的计策提交到总理衙门了！

这两样改革一落地，养兵行政都要钱，全从当地筹措，喀尔喀地主们当然怨声载道。

而负担加重的同时，进项却又少了，内地农民来开荒，势必挤占这些地头蛇的空间。

而蒙古最大的地主就是四部的王公和哲布尊丹巴活佛了，所以这些原来是清廷的重点笼络对象的人，迅速与清廷矛盾激化，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外蒙独立的三个巨魁之一的杭达多尔济就是土谢图部亲王，他在1908年就是因为抗拒清廷丈量已垦田地，而遭到清廷申饬。

1910年哲布尊丹巴八世召集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盟长联名向库伦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联名呈报：“蒙古人民已经忧心忡忡地接到了几道要他们执行新政的命令，我们可怜的、为各种赋税弄得一贫如洗的盟和沙比的台吉和阿拉特们，已经到了他们再也无法支持的地步了。历次颁布的命令，没有一个对蒙古人是有利的。”

这个请愿活动当然又遭到了当时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的一顿臭骂，署了名的杭达多尔济再次被交部议处，新仇旧恨加一起，杭达多尔济成了铁杆的亲俄派。

辫子一朝在管控蒙古的问题上是历代封建王朝中执行最成功的一个，但是临死前，在错误的时间搞出了一个正确的政策，导致局势急剧恶化，真的是未享其利，反受其害。

移民和强化内地军事存在对于抵制沙俄侵略和强化近代化国家意识都是有正面作用的，如果提前几十年，在二次鸦片战争或者左宗棠收复新疆前后与洋务运动同步推行，结局肯定会好很多，而拖到二十世纪初来搞，反而不如不搞，在自己最虚弱的时候捅了这个马蜂窝，给袁项城留的坑属实是不小啊。

在旁边等得眼睛发蓝的沙俄终于有机会在外蒙下刀了。

喀尔喀蒙古可是沙俄从康熙时代就一直胸怀野望的。

1861年从外东北割去一大块肥肉的穆拉维约夫关于蒙古说过如下的话：“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我国保护。”

眼见满清的新政在外蒙搞得民怨沸腾，沙俄见缝插针。

1911年春，由哲布尊丹马召集喀尔喀四部在库伦秘密商讨独立的事，会上各方意见 分歧很大，没达成任何协议。紧接着，十八名喀尔喀蒙古王公在博克多乌拉山继续开会密谋，这其中，沙俄的库伦领事柳巴参与了进来。

在柳巴的策动下，博克多乌拉会议决定派出外蒙古独立运动的三巨头：杭达多尔济、海山和喇嘛车林齐密特为特使，赴圣彼得堡向沙俄请求武装援助，这时是1911年的7月。

得到风声的清廷在9月和10月间两次照会沙俄驻华公使科索维茨，同意在外蒙暂缓推行新政，同时对于杭达多尔济私自赴俄乞援的事不加追究。这本来是沙俄最初想借外蒙来救援讹诈清朝所提出的价码，现在清朝倒是全答应了，可是时移势易，无论沙俄还是外蒙古都不甘就此罢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