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96）

早在双方闹到巡抚衙门之前，就有不同渠道传来哈密方面的消息。

对于双方各说各的理，联魁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没有急于表态，他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人的出现。

张大军在《新疆风暴七十年》里面提到过清末新疆的官场生态：自开省以来，牧令被参者无一人，潘效苏任巡抚时吏治为最坏，官吏以钻营为能事，以狡诈为才干，而长官用人亦以员属逢迎之工拙为衡。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新疆的官场腐败程度是触目惊心的，往往一人得道，呼朋引类，出关者都是奔着搜刮来的。

可是现在联魁等待的这个人却不是奔着贪腐来的，因为人家在调来之前在当地被呼为“杨青天”。

此人是凭借在晚清西北官场独一无二的优秀官声，从甘肃新式学校提调奉派出关到阿克苏任道尹的杨增新。

杨增新，字鼎臣，1864年生于云南蒙自县莫别村。祖籍是江苏上元，他的祖上杨达在明末出任云南建水县知县，自此落户云南开枝散叶。

杨增新的哥哥增龄是举人当过学正，弟弟增炳是秀才，出任过四川候补道，民国以后还当上参议院议员。

而在三兄弟中，就属杨增新禀赋最好，二十四岁那年考中举人，第二年进京会试，连战连捷，直接考中己丑科三甲第127名进士，三甲一共是录取了161名进士，当年除了一甲三个人以外，二甲还有132人。

杨增新的成绩虽然不很靠前，但是，想想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哪个不是在会试中数次折戟，而杨同学却是一击而中的。

顺手查了一下，排在他身前身后的几个人更加掂量出这个成绩的分量了。

排在前面不远处是台湾著名的诗人丘逢甲，排在他后面不远处的是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

表面上看，在清代读书人鲤鱼跳龙门最后一关就是殿试，中了进士以后最迟两个月内就可以当官了。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里面的猫腻就多去了。

新科进士只有先经过朝考后才能授予官职，考试优等者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次等者，分别用为主事、中书、知县三项。全班进士由翰林院掌院学士带领引进，大约十分之二的人授予庶吉士，十分之八的人授予主事、知县，只有三四人授予中书。

进士中庶吉士的前途最好，他们是朝廷的精英分子，内阁大学士绝大多数都是翰林出身。而且朝廷规定，非翰林出身者死后不得谥“文”。（除非你像左宗棠那样牛逼，还得时势成全）

所以新科进士们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往翰林院钻，最不济也要在六部九卿詹科道混个主事之类的，只要留京就有大把机会往上走，即使将来外任，由于在中央人头熟，在下面工作起来也会游刃有余。

相对而言外放是初入仕途最差的一个选择，因为馆选的时候，吏部会考虑边远落后地区人才缺口大，锻炼意义也大，所以都是优先往这些地方派送的！

杨增新并非朝考不好，而是主动要求外放！

这就要从他家的条件说起了，因为此时他的哥哥也外出就职，家里弟弟尚在求学，经济条件非常窘迫。

而如果在京任职的话，实习进士们只有基本俸禄，没有其他任何额外收益。但是京中官员众多，官场应酬的事也多，上下结交必不可少，何况京城的消费水平也高于其他地方实习，因此这段时间是新科进士们最难熬的时候，经常出现负债累累的情况，哪里谈得上省下钱来照顾家里。

既然杨进士主动要求下基层锻炼，吏部自然乐见其成，本来头疼的往边远地区安排人，这下可省了不少周折。

于是吏部善解人意地分配杨增新到甘肃上任。好在，因为人家是主动下去支边的，所以安排他到省府任薪饷委员。

1890年杨增新署任中卫县知事，在这干了一年多，然后回家丁母忧。

丁忧期满，杨增新再回甘肃的时候把自己的媳妇也带上了。可是盘缠不足，只好自己牵一头毛驴上路，媳妇坐在毛驴上，他牵着驴走，就这样一直从云南走到甘肃天水。

老杨在天水税务局门前歇脚的时候，偶遇以前认识的税务局长，这位局长挺够意思，送了杨增新一笔路费，这样杨增新两口子才得以顺利到达兰州。

本来在杨增新还在路上的时候，省府就已安排他去补渭源县知事的缺，可等他人到了兰州以后，情况又有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