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87）

新疆这次险些玩脱，给辫子教训最深的是思想阵地丢了，龙旗倒了，人心没了，一切自然随风飘散。

伊犁地区实际上是乾隆灭准以后清廷下了不少力气，认真地搞了实边策略的。从南疆移了维吾尔人（塔兰齐）、从内地移了军屯的家属、还有内地的囚犯也在那搞开荒（犯屯）。然而，将近百年的实边成果，随着同治三年全疆大乱几乎完全丧失。

在维回还有哈萨克、柯尔克孜人的起事中，阶级和政治身份都不重要，甚至宗教信仰也退居次要地位。农民起义迅速演变成种族清洗，就拿伊犁来说，当时有十万遣犯，这些人都是标准的“反清”最坚决的人，如果从政治实操角度来讲，他们应该是维回起义部队最容易争取的盟友，然而，事实上这些人是被起事的维回军队当成异教徒，成为清洗对象。

而从前的反抗对象，就是那些帮着满清政府吆喝的维吾尔伯克等人，是真正造成维吾尔百姓生活困难的元凶，所有的满清摊派苛税，因为语言不通和管理方式问题，都是由这些伯克在中间一手操弄的。明明上交政府一元钱，可到了农民这里就得交上十元甚至上百元。而当暴动发起的时候，这些伯克见风使舵，全都被结合进暴动政府里成为头面人物了。

为什么我说当时的维回暴动军队是以极端民族主义来衡量敌友的，而不是以阶级性质或者宗教意识形态来划分的呢？

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汉族、满族、索伦人即使改宗伊斯兰也不能幸免，整个西北同乱期间，汉人因随教而避免遇害的成功案例几乎没有。

所以，同治年间的新疆暴乱，也很难说成是宗教战争，毕竟伊斯兰教的扩张战争的目的是弘扬教义，增加信众，而不是屠光异族。

但是，在整个新疆同治大乱期间，各路造反派都是捧着伊斯兰圣战这块神主牌的，因此满清对于名声在外的伊斯兰教的态度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此前从乾隆朝开始对内地的伊教采用的是“扶老抑新”，就是扶持格迪目等老教派打击新教的哲赫忍耶派，对新疆则是扶持黑山派打击白山派，总之是对伊教有分化打击也有利用与合作。

可这次的西北大乱，伊教各派系均被卷入，无从区分良莠，因此，战后新疆满清政府首要的就是解决伊教地位问题。

伊斯兰教在天山南北的特殊地位体现在三个特权上。当然这三个特权从表面上看更像三项义务。

首先是政治特权。

还记得辫子平灭准噶尔的时候，尽管对于南疆不甚了解，却也知道利用波罗尼敦借尸还魂，利用的就是白山派在南疆的人气。即使后来大小和卓反了，辫子在南疆的抓手仍然是纳合西班迪的黑山派，而且对白山派也保留麻扎定期维护。南疆的基层统治代理人，也就是那些伯克们都是有宗教教职的，比如吐鲁番的额敏和卓、阿克苏的阿舒尔大毛拉等人都是有清廷官封的顶戴的。僧俗两界全都吃得开，从精神到肉体把你拿捏得死死的。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88）

左宗棠在南八城收复以后，在南疆各地一路设置善后局，重建地方政治架构，这个时候的权力中心就是这些善后局，行政司法一把抓。对于当地的维持会性质的维吾尔人组成的基层管理组织，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与同乱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从前风光无两的阿奇木伯克烟消云散。而且就是这样的龙套角色，满清政府也明确规定，由此前出任过清朝任命的阿奇木伯克并且经受住考验在大乱中没有变节行为的人优先担任。

这样的规定，基本上断绝了在南疆相当接地气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从政的渠道。阿訇、毛拉、和卓们的政治特权瓦解了。

取消伊教政治地位只是治标，人家毕竟还掌握着经济资源呢。这就有了第二个步骤，遏制教产。

在战前，南疆的伊斯兰教会公开合法地征收的香火钱包括两种：一个是乌守尔，如果信徒是种地的农民，那么恭喜你，你要从收成里拿出十分之一捐给清真寺的，从乾隆时起一直如此，也是得到满清默认的。其次是扎卡提，如果你不是农民，也没有地种又是伊斯兰信徒，那如何表达你的虔诚呢，办法早就替你想好了，牲畜和其他行业要从收入中拿出四十分之一捐赠给清真寺。这就是教会对于信徒所收的保护费，当然却也没提供什么真正的保护。

同时，伊斯兰教利用战前清廷的放纵，还吃了辫子的豆腐。这个就是利用满清给予的宗教土地免税优惠政策，大量兼并土地。不过手法很隐蔽，通过信徒把田地捐给教会，变成教产后，这块地就免税了，然后教会把这块地反还给地主，地主则继续给教会交乌守尔。里外里把辫子那块抽红给黑掉了。

以前的新疆地方官一直哭穷，从各城办事大臣到阿奇木伯克都是伸手党，给清廷一种错觉就是新疆就是个烧钱的窟窿，只能靠协饷过日子。因此，对于清真寺搞的这些猫腻也是睁一眼闭一眼，那仨瓜俩枣的也确实犯不上操心的。

等到左宗棠进疆以后，一年收上来的粮和地丁银这么多，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靠，原来有这么多低调富豪在捧着金碗要饭哦。

所以在新疆建省后，刘锦棠颁布命令，不论是不是伊斯兰信徒，只要是对清真寺等宗教机构馈赠不动产，一律严禁！一旦发现，将被视为抗税行为，依法论处。

这是在经济上对新疆的伊斯兰宗教机构采取釜底抽薪的方法，削弱它的经济基础。

第三个手段是针对伊斯兰教在教育方面的特权。

战前的南疆各地，维吾尔人的开蒙识字都是在伊斯兰经文学校实现的。几乎是从小就接受了自己生来是真主安拉的仆人，脑袋里除了先知穆罕默德和各地的卡兹、穆夫提之外，就没有什么和自己有关的权威人物，什么将军、参赞大臣一概不知，更何况远在北京的皇帝了。

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变乱初起的时候，起事者振臂一呼以安拉名义圣战，应者如云。

对此认识最深的是左宗棠，他在1880年上折善后新疆的七大要点时主张，“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垫，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所以他在建省之前开始就在各地开设义塾，重金延请教师，以使当地居民能够"通晓语言"。"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讲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臣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各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资其讲习。"

刘锦棠出任新疆巡抚后，在各地兴办义塾，启蒙教材是《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光绪九年（1883年）的时候，新疆的义学设立了七十七所，每所学堂招收了十几名学童，学生的教材和文具都由政府无偿提供，学费也全免。每所义塾配备教师一名，月薪二十两文银，另加毛墨纸砚等教具用品补贴银四两，同时每位教师还给配备佣人一名，工资由国家承担。这款待遇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金领了。

这还都是以汉文为主的教学推广，属于核心工作，在此的外围，满清还鼓励南疆地区的维吾尔文世俗学校兴建。这项工作是由当地维吾尔人中大款来搞，虽然全是维文教学，但是教授的内容也是世俗教育，和宗教经文完全不搭界的。

经过这一系列操作，伊斯兰教在新疆的政治、经济乃至教、科、文、卫方面的特权全失，伊斯兰教在新疆进入了从公元九世纪传入以来最为尴尬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