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8）

1881年1月9日，总理衙门电复曾纪泽准签伊犁条约。

曾纪泽与布策在大点敲定之后，对其余细节问题逐条确认约章字句，日夜晤谈笔削。

用曾纪泽后来在奏折里的话来形容是“逐日争辩，细意推敲，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不肯苟且迁就之意。”直到2月7日，双方最后定稿，将中文、俄文各两份底稿交由各自外交部校核。

1881年2月24日，清朝代表钦差大臣、驻英法俄公使曾纪泽与沙俄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驻华公使布策共同在彼得堡签署了《中俄伊犁条约》也称《圣彼得堡条约》。这个条约是在当年的5月15日经北京总理衙门签字确认，于8月19日在彼得堡换文，伊犁问题最后尘埃落定。

曾纪泽这次谈判如果算是外交胜利的话，主要是在于从《里瓦几亚条约》的成文中，争回了百分之八十的权益。当然，凭心而论，伊犁条约仍属不平等条约，令曾纪泽无可奈何的是前期崇厚的大坑实在挖得太大了。

伊犁条约从崇约上争回来的权益在界务方面主要是索回了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和穆扎尔特山口一带两万多平方公里，保住了通往南疆的两条通道。塔城方面的边界争回了一半，是在崇约和明谊界约之间另行勘定。比起同治回乱之前的新疆，仍然丢掉了霍尔果斯以西一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通商方面只保留了崇约中的开放嘉峪关贸易一地，收回了汉中-西安-汉口的商路。将俄商在新疆免税改为暂不纳税，另外将允许俄人行船松花江至伯都讷的条款删除。

在这次改约期间，曾纪泽与布策、热梅尼等人连续谈判五十多轮，历经七个多月的反复交锋，双方各使用杀手锏两次，谈判陷入搁浅三次。

应该说，曾纪泽算得上是清朝内部主和派中的鹰派。虽然他与郭嵩焘、李鸿章等人同样对与俄开战持悲观观点，但是他却并不反对当时的对俄武备，而且认为在伊犁地区的军事准备对于加大谈判筹码是有很大正面的意义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曾纪泽既懂得利用军力作为外交后盾，同时又冷静地不放弃和平解决，力争以最小代价达成目的。

曾公子在当时的清朝内部是少见的清醒认知世界的人，正如左宗棠抬棺出关，却并不是为战而战一样，都是懂得借势的人。

而在当时的沙俄外交圈与他们唱对手戏的戈尔恰科夫、布策等人都是精于讹诈的谈判高手，却在曾、左、刘诸位的严密配合下无懈可击，可以说，伊犁谈判是中国真正在世界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中国外交界首次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赢得国际声誉，甚至因此赢得了此后十多年中法、中日交恶时偏暖的国际舆论环境。

曾纪泽本人是个典型的湖南人，骨子里有个百折不回的性格，而且因为曾国藩的家风使然，曾纪泽不光自身修为很高，为官清廉，而且做事追求完美，强调细节。

他在上任驻英公使时，亲自督办大使馆的装修工作，从基建到装潢，事无巨细，每一分钱的采购报销全都过问，和左宗棠重修兰州西门一样，工程倒是干得既漂亮又省钱，可把所有的同事得罪个一干二净。

正是因为曾纪泽这种锱铢必较的个性，才使得在伊犁谈判中，沙俄所有的浑水摸鱼的努力都未能奏效。然而，曾公的这个特质某些时候也确实影响了他的大局观，前面就说过，他在得知胡雪岩经办泰来洋行借款从中牟利时曾大为愤慨。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9）

曾纪泽兼具了清流党忠贞爱国的品格，同时又拥有务实派深通洋务、熟悉万国公法的外交实操能力。

当然，他也没能完全摆脱洋务派的一些局限性，和郭嵩焘一样，他有些过于执迷于万国公法，夸大了外交谈判在大国博弈中的分量。

对于他自已来说，这次伊犁谈判中也是深以未能收回霍尔果斯河以西为憾，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他不无遗憾地谈到“上年改订俄约，收地未全，内疚方深。都门士大夫以为稍补苴前约之绽漏，不复苛责。来书亦引为弟功，过垂奖借，读之益增愧耳。”

伊犁谈判中曾纪泽最大的功劳是在总理衙门已经松口时，他仍不放弃，而且抱定“多争一分即少一分之害”的宗旨，“持之定力，百折不回”，是同时代罕见的人物，当中兴诸臣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等人纷纷下线的时候，他在这一波官二代里是个真正的翘楚，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晚清后面的走势也许还有变数。难怪老狐狸戈尔恰科夫在谈判结束后长出了一口气，对曾纪泽由衷地说“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呵呵，现在终于知道了。

伊犁改约成功，英国驻俄公使德弗楞评价是“中国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出过的事情，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伊犁谈判是清朝自南京条约以来外交上最为拉风的一次，因为这是满清单挑当时世界第二的强大国家。

曾纪泽接盘崇厚之际，面临两国交将破裂之时，以樽俎上之折冲旋转大局，挽回已允割让要地，保全国家领土体面确实功不可没。

同时，左宗棠、刘锦棠、金顺等人严修战备，以武力为后盾，为曾氏谈判保驾护航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可抹杀的。

当然对于刘锦棠、金顺等人来说，内心真正的想法是通过此次收复伊犁的行动能够外延到同治初年因为勘分西北界约纪而损失掉的巴尔喀什湖东南的所有领土（多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最终也只能抱憾。

最后交代一下我们的对手结局。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签约后一周的1881年3月1日被民意党热里雅波夫和佩罗夫斯卡娅刺杀，沙俄的温和改革就此终结。他的后继者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均为保守主义者。

陆军大臣米柳京很快淡出政坛，他所领导的军事改革也戛然而止。

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在他最后的任期内促成了与德国的再保险条约，缓和了西部的安全形势。

沙俄与满清一样在守旧的回头路上一去不返，此后的二十年间，随着日本的快速崛起，沙俄与满清几乎同步走向了灭亡。

1881年9月2日，清廷正式授权伊犁将军金顺督办交收伊犁事宜。

1882年2月17日，新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升泰抵达伊犁，与俄国代表商议交收办法。3月22日升泰与沙俄新任斜米列契省总督弗里德少将互换文约，4月30日，金顺正式率军进驻伊犁。

至此，自从同治三年全疆大乱，到今天伊犁最后来归，清朝对新疆的失控前后长达二十年！这是自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后最大的一次动乱，而且恰是在中央政府陷入内乱的虚弱时候，教训十分深刻，对于中国来说，幸运的是出现了左宗棠和曾纪泽这样的人物。

穿越了历史的重重迷雾，回望百年前华夏至暗时刻，回荡在耳畔的仍然是曾纪泽那铿锵有力的“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

诚然，我们这个有着自私、冷漠、市侩、机巧诸多劣根性的民族，也曾经不断地内耗与折腾，多少次面临礼崩乐坏、神州陆沉，然而，正如同方志敏烈士在《可爱的中国》中说的那样—“固然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

左宗棠和曾纪泽都是湖南人，近代中国有句话：湘人不倒，华夏不倾。然而我们这个修建了万里长城、开凿了京杭运河的民族能够产生这样的力挽狂澜的人物决非偶然，他们代表着中华文明的筋骨和脊梁，中国必然有着可赞美之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