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4）

谈判正式开始，曾纪泽就把总理衙门酝酿了好久的菜一一给俄国人上去了。

布策当时没表态，只承诺改约这事要报沙皇，我们也做不了主。

现在换成曾纪泽着急了，如同当初的热梅尼，知道自己的要求对方只要智商在线，很难答应，所以就反复催热梅尼。

俄国人的主和派班子里布策是谈判先锋，但是话语权低些，因此对细节抠得也最严，怕落把柄给那些主战派，热梅尼职务高一些，态度也不像布策那样死板。但其实整个谈判的操盘还在他们的上司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这个主和派大BOSS手里。

曾纪泽的改约蓝本发过来，俄方一看，这可真是把崇约十八条逐条反驳，没有一条能完全接受的，和完全废约一样。干脆也别叫改约谈判了，直接就废掉前约重新来吧。

所以说总理衙门给曾纪泽的底限为什么那么宽呢，就是说你实在谈不成，把这个事搁置就算成功，因为整个推翻前约这种事，绝对是违反了当时的国际外交原则的，除了战争手段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

曾纪泽却把搁置的方针当成万不得已的办法，因为他知道，真的搁置了，也许就意味着永远的失去。

热梅尼也被曾纪泽逼烦了，向曾纪泽表示，如果废约则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海军部那边都是鹰派，已经在准备下战书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这就是红果果的恐吓了，话从鸽派的热梅尼口中说出，曾纪泽当然明白其中意味。

此时他判断沙俄内部可能鹰派已掌握了绝对话语权，因此他立即与总理衙门联系，汇报情况，并提出启动最后的办法—搁置伊犁问题。

得到批准后，曾纪泽正式向热梅尼发出照会，宣布暂缓索取伊犁，中止谈判，里瓦几亚条约作废，一切恢复到崇厚出使前的状态！

热梅尼既不想真的走到宣战的那一步，同时他也承担不了破坏谈判的责任，于是他也马上要求曾纪泽出具书面承诺，声明中国永远不对伊犁提出索取要求。

曾纪泽又不是崇厚，当然不会给他出这种东西。曾纪泽这时回复热梅尼的话又是可以载入教课书的金句：“吾特少缓之，待贵国转圜，务国原有此例。若自我割地，吾何以对吾国人？”

但是曾纪泽在严词拒绝了热梅尼之后又暗送了一把秋波：伊犁交割的事虽然暂时没法谈了，但是通商的事还有缓。

曾纪泽这是为了保住这个谈判局面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如果俄国人再不接招，那也真就没什么办法了。

心领神会的热梅尼赶紧顺杆爬，这回他也真拿出点筹码来，表示特克斯河流域可以归还，其他的商务方面的崇约条款就不要再改了，而且因为多还了特克斯，军费也要增加。

曾纪泽根据总理衙门的方案，又和热梅尼挨个捋，最后开了数次会讨论的结果是，小曾同志辩论半天，一条也没让。把热梅尼气得抓狂。

谈判又陷入到僵局的时候，布策心领神会，突然提出要求中国批准俄国商人在通州租房存货还有允许俄商在天津运货用小火轮船拖带这两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曾纪泽这次出现了一个小的失误，他直接回复：原约之外，不得增添一事。

这样谈判越来越向死胡同走，在这个小事上的坚持，导致热梅尼和布策认为曾纪泽一点也不给自己留有余地，曾纪泽后来回忆也是很后怕，他也看出热、布二人：“虽其计无可施，而蓄怒愈深矣。臣日夜焦思，深恐事难就绪，无可转圜。”

该来的早晚得来。1880年8月28日，沙俄正式照会曾纪泽，宣布中止彼得堡谈判，派布策前往北京直接和总理衙门谈。

交涉形势急转直下。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5）

本来俄国的驻华公使布策是俄方谈判的主要人员，现在如果他跑到北京，最少又是两个月的时间。

而总理衙门原先的意见是害怕俄国人拖延谈判，在北京谈动不动他请示沙皇，这个时间耗不起，另外北京现在还真没人搭理他，因为日本人又出幺蛾子了。

日本在1872年占领了琉球群岛后，宣布了对琉球的主权，可是琉球一直就是中国的藩属国，所以清朝政府马上就联系日本谈判琉球地位问题。当时清朝提出的方案是：北方的奄美诸岛归日本，中间的琉球群岛归独立的琉球王国，而南边的先岛群岛归清朝。日本方面不同意，还价是北部和中部都归日本，南边归清朝。谈判一直纠缠到1880年，现在日本正在北京和清朝撕琉球呢，而且日本有点得寸进尺的意思，现在他要整个琉球了。

对于日本的潜在威胁最敏感的是李鸿章，他也算是比较早认识到大和民族欺软怕硬的本色的人。

因为仅仅在五年前，日本人在和沙俄的谈判中是做了让步的，他们承认了俄国对库页岛南部的控制，日本在北边那个方向上的扩展受到了阻碍。

现在回头来把清朝当成软柿子了。

然而，李鸿章现在最怕的是日本如果此时与沙俄联手，那样清朝在海防、塞防同时出现危机可就不好玩了。因此，李鸿章上奏，一个是请授曾纪泽以全权特使，另一个是建议做出一定让步，现在看全面推翻崇约已不现实，要想尽快了结伊犁谈判有必要适当让利于俄。

李鸿章急于了断伊犁问题，主要还是从对日交涉方面考虑。他当时对远东形势总的判断是，将来的远东必然是三国演义，两个主要对手是日本和沙俄。

而现在俄日同时与我冲突时，以现实清朝的国力，必须做出取舍：“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大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让于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日，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日。”

老李这个观点在当时很有市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毕竟沙俄当时是唯一能和大英帝国过过手的玩家，就别说日本了，维也纳体系里的其他几强在俄国面前都是菜一般的存在。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被打残，现在得重新找存在感，而普鲁士的统一如果没有沙俄一直保持着中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俾斯麦的大陆联盟政策首要拉拢的对象就是沙俄。

正因为李鸿章的建议基于一定的大国博弈的现实基础，他的意见也很快得到了奕訢等几个老牌洋务派的支持。

今天回头来看，在当时的条件下，你还不得不说，奕訢兄弟和李鸿章等人的“以夷制夷”策略显然比起清流派李鸿藻、张之洞的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尊王攘夷”主张更具备实操性。

正是出于上述考量，总理衙门电令曾纪泽就在彼得堡谈—“总以在俄定议为要”。而且放权给曾纪泽，关于伊犁西部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可以割让，另外塔城和喀什噶尔地区边界可以重新勘定！这绝对是大礼了，同时清廷授予曾纪泽全权特命大使的头衔。

在这种情况下，曾纪泽请热梅尼召回布策，热梅尼呈请沙皇召回布策，这时已经过了9月中旬。清俄双方原定的换约期是在10月1日，因为这个变化，延期一个月。

布策回来以后，1880年10月2日，清俄双方在彼得堡展开第三轮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