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奏折原文是：“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言战者谓左宗棠、金顺、刘锦棠诸臣，拥重兵于边境，席全胜之势，不难一鼓而取伊犁。似也。臣窃以为伊犁地形岩险，攻难而守易，主逸而客劳。俄人之坚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乱民，所可同曰而语。大兵履险地以犯强邻，直可谓之孤注一掷，不敢谓为能操必胜之权。不特此也，伊犁本中国之地，中国以兵力收回旧疆，于俄未为所损;而兵戎一启，后患方长，是伊犁虽幸而克复，只可为战事之权舆，而不得谓大功之已蒇也。俄人恃其诈力，与泰西各国，争为雄长，水师之利，推广至于东方，是其意不过欲藉伊犁以启衅端。而所以扰我者，固在东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陆。我中原大难初平，疮痍未复。海防甫经创设，布置尚有未周。将来之成效，或有可观。第就目下言之，臣以为折冲御侮之方，实未能遽有把握。又况东三省为我根本重地，迤北一带，处处与俄毗连，似有鞭长莫及之势。一旦有急，尤属防不胜防。或者论俄多内乱，其君臣不暇与我为难。臣则以为俄之内乱，实缘地瘠民贫，无业亡命者众也。俄之君臣，常喜边陲有事，藉侵伐之役，以消纳思乱之民。此该国以乱靖乱之霸术，而西洋各国之所稔知。凡与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益严，疑之益深，顾未闻有幸其灾而乐其祸者，职是故耳。又或者谓连结欧州各邦，足以怵俄人而夺其气。是固欲以战国之陈言，复见诸今曰之行事。不知今曰东西各国之君，非犹是战国时之君，各国之政，非犹是战国时之政也，各邦虽不尽一，而政则皆于议院主持。军旅大事，尤必众心齐一，始克有成。今曰之使臣，虽得辩如苏张，智如随陆，亦不能遍赴各国议院之人而说之。即令激之以可怒，动之以可欲，一旦奋兴，慨然相助;试思事定之后，又将何以厌其求?曩者俄土之役，英人助土以拒俄，大会柏灵，义声昭著;卒之以义始者，实以利终，俄兵未出境，而赛卜勒士一岛，已入英人图籍矣。况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犹有协以谋我之势。何也，一邦获利，各国均沾。彼方逐逐耽耽，环而相伺之不暇，岂肯显违公法，出一旅以相助?是战之一说，今固未易言也。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一隅之地耳，多予金钱，多予商利以获之，是得边地而溃腹心，不如弃之，亦足守我所固有。伏维我朝自开国以来，所以经营西域者至矣。康熙、雍正之间，运饷屯兵，且战且守，边民不得安处，中原不胜劳敝。而我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终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从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第就西域而论，英法人谓伊犁全境，为中国镇守新疆一大炮台。细察形势，良非虚语。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而说者又为姑纾吾力，以俟后图。然则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抑任其逍遥境上乎?召之使回，而经界未明，边疆难保无事。设有缓急，不惟仓卒无以应变，即招集亦且维艰。任其久留，则转饷浩繁，不可以久持也。夫使岁费不资，而终归有用，犹之可也。若竭天下之力，以注重西陲，历时既久，相持之势，渐有变迁，典兵者非复旧人，将帅之筹划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诚恐虚麋饷糈，仍归无用。而海防之规模，亦因之不能逐渐开展，则贻误实大。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妥筹全局，不可视为曰后之事，而忽之者也。我皇太后、皇上悯念遗黎，不忍令其复遭荼毒，遣派微臣，思有以保全二百年来之和局，则微臣今曰之辩论，仍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三端之中，偿款固其小焉者也。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则通商一端，亦似较分界为稍轻。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常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常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两全，此有所益，则彼有所损。是以定约之际，其慎其难。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损益，不可逆睹。或开办乃见端倪，或开办乃分利弊，或两有所益，或互有损益，或偏有所损，或两有所损。是以定约之时，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中国自与西洋立约以来，每值修约之年，该公使等必多方要挟，一似数年修改之说，专为彼族留不尽之途，而于中华毫无利益者。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诚能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之不善，正赖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曰，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俄约经崇厚议定，中国诚为显受亏损。然必欲一时全数更张，则虽施之西洋至小极弱之国，犹恐难于就我范围。俄人桀骜狙诈，无端尚且生风，今我已定之约，忽云翻异，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圜之路，中国人设身处地，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臣之愚，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而采用李鸿章立法用人之说以补救之。如更有不善，则俟诸异曰之修改。得失虽暂未公平，彼此宜互相迁就，庶和局终可保全，不遽决裂。然犹须从容辩论，虚与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议也。俄约之准驳，应经廷臣分别奏明，而臣未至彼都，以先进通融之说，未免迹涉畏葸，以致物议沸腾。顾臣窃思之，秉一定之规模，但责臣以传答两国之语言，胪列应驳之条，屡辩而力争之，事之成败，非所敢知。是臣之责任，较轻于臣之私计。伏念微臣世受国恩，滥跻卿贰，即使身在事外，苟有一知半解，犹宜尽献萏荛，以备采择。况既膺使职，责任攸归，岂敢缄默唯阿，卤莽从事，自避嫌疑之谤，上贻宵旰之忧。臣所鳃鳃过虑者，窃恐廷臣所议，除偿款以外，所有通商分界各条，逐条均须驳改。在议者固属荡荡平平之道，堂堂正正之辞也。然言经而不言权，论理而不论势，俄人之必不见矣，则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如此则曰后之事，不外三途:一曰俄人不允，则称干比戈，声罪致讨，此战之说也。庙堂自有胜算，非使臣之所敢议也。一曰俄人不允，则暂弃伊犁，存而不论，此守之说也。是边界不可稍让，而全境转可尽让也，臣亦未敢以为是也。一曰俄人不允，然后取现今之所驳者，陆续酌允，委曲求全，此和之说也。然则目前之所驳，是姑就吾华之公论，聊以尝试之耳。尝试不效，乃复许之。此市井售物抬价之术，非圣朝所以敦信义，以驭远人之道也。俄人本以夸诈为能事，若此时逐条驳改，曰后又不得已而允，则将益启其狡谲之谋，且使西洋各国，从而生心。诚恐此次伊犁约章，所挽回者无几，而从此中外交涉之务，议论曰以滋多。臣所以言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条，则宜从权应允者，盖以准驳两端，均贵有一定不移之计，勿致曰后为事势所迫，复有先驳后准之条。此臣愚昧之见也。事体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见所能周知。请旨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大学士、六部、九卿原议诸臣，详细酌核。臣行抵俄都，但言中俄两国，和好多年，无论有无伊犁之案，均应遣使通诚。此次奉旨前来，以为真心和好之据。至辩论公事，传达语言，本系公使职分，容俟接奉本国文牍，再行秉公商议云云。如此立言，则入境或不致遂见拒绝。至于约章如何辩论，计原议诸臣，此时必业经奏明准驳，知照前来，惟军国大政，所关实非浅鲜，似不厌再三详审，精益求精。当俟廷臣细行商定之后，由总理衙门咨行到臣，始敢与该国平情争论。若臣旨力争分界，酌允通商之说，稍有可采，则在廷诸臣，自必考究精详，斟酌尽善，乃定准驳之条。即臣说全无是处，通商各条，必须全驳，臣俟接准总理衙门文牍，自当恪照指驳之条，逐一争辩。臣自惟驽下，勉效驰驱，际此艰难，益形竭蹶。惟有谨遵不激不随之圣训，殚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维大局。”
在这篇奏疏里，曾纪泽条分理析，把奕訢（郭嵩焘、李鸿章）的务实派和清流派张之洞等人还有左宗棠（刘锦棠、金顺）新疆前线诸将的观点进行了归纳整理。应该说在当时他对事件的认识是具备国际水准的。
曾纪泽首先确定工作内容是三个方面：重议条约主要涉及划界、通商和偿款。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从三个角度来考虑，就是战、守、和。
现在主战的左、金、刘在前线挟全胜之危，力图武力收复伊犁，这个好像能成功，但是伊犁地形易守难攻，而且沙俄不是浩罕和妥明那些人，谁敢说能稳操胜券？况且，就算西线侥幸取胜，而且海疆李鸿章也顶得住俄国海军的攻击，可是沙俄与中国整个北部接壤上万里，中国在喀尔喀和东北的防卫力量远不如左、金、刘诸将镇守的新疆一线，届时全面开战后，我们防不胜防。
其次，清议派拿沙俄现在内乱频发来说事，虽然亚二改革得罪不少人，国内民意党也不停地闹腾，可是越是这种情况下，沙俄君臣更喜欢在边疆搞事，正好转移国内矛盾，这正是俄国人以乱靖乱之术。
至于说借重西方列强来制衡俄国，这也是无稽之谈。
首先列强现在大多数完成了宪政改革，想出兵助华制俄，那得各国议会说了算，我国现在哪里去找苏秦、张仪再世，能去列强那里实施合纵连横呢？退一万步，就算有那样的神人，把英美法说服了，出兵助我们抗俄成功，我们拿什么来回报人家呢？别忘了，刚刚结束的俄土战争，英国人的海军是出兵声援了土耳其，可是还没和沙俄打照面呢，先给塞浦路斯改了户口本，这个路数无非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老打法。
综上所述，开战一说，说说可以，真的实施起来没那么容易呀。
而说到守（恢复到崇约之前的状态，暂不收回伊犁），伊犁一隅，当然只不过是中国的极边缘的地区，但是，它可不仅是西域的门户。
英法各国人均认为伊犁全境是中国镇守新疆的一大炮台。
这话你仔细品，绝对不是虚语。如果现在弃之不管，把事情拖下去，对新疆乃至中国大局的影响，当真是没法估量。真是那样的话，左金刘诸军如何安排，现在召回的话，新疆边界连个说法都没有呢，一旦有事，如何处理，岂非任由同治回乱再来一次么？如果不召回，在伊犁前线大量屯兵，一时又只备不战，长期耗下去，这个财政压力可不是清朝能负担得起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而且在新疆长期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也势必影响到海军方面的建设，到时顾此失彼，整个全国的国防布局也受到影响。
所以说守，也是水中花，自己唬弄自己的。
现在唯一可行，也是我这次出使的目的，就是议和，通过和平手段，运用万国公法争取在谈判桌上把问题解决掉。
要和俄国人通过谈判争取的那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仔细研究了万国公法。三方面内容中，赔点钱能解决的事就不叫事，这个方面最好谈，不用多说。剩下通商条款和定界条款这两样必须得拎清轻重。这俩相比，通商条款又好说一些，因为根据万国公法，通商条款是可以随时修改的，也是有一定时效性，今天这么定、明天可能又变成另一套打法。
而且通商条约在定的时候，谁吃亏谁占便宜都很难说，许多长远利益要在持续执行多年之后才会显现，所以缔约各方都会有意留出后门，约定多长时间修约。而划界问题在国际上都是一旦界定，永守不渝的，真要想改，除了战争手段外别无他法了。
《里瓦几亚条约》经崇厚签字画押，中国当然是当了一把冤大头，但是现在照总理衙门的打法，把崇约的每一条都列出反驳意见，全数推翻，说实话，就算是欧洲现在最弱最小的小国，人家都不可能干呐。而毛熊这些年还有点下坡路了呢，往前推个五十年人家是“欧洲之主”神圣同盟总盟主，俄国人狡诈强横，没事还总惦记找点事呢，何况现在把柄又让它抓在手里了。现在崇约已定，我们要废除，还不给人家一个说法或者台阶，换位思考一下，俄国除了翻脸还有别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