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9）

诚然，郭嵩焘本人是出于一片赤子之心向清廷提出这六点策略的，而且从实操的角度来看，这也确实是当时可行的较优方案，性价比也不错，应该说通过和平手段能做到的获利最大化的方案也不过如此了。

但是，整个奏折笼罩在极端的悲观失败主义思想中，而且，他虽然堪称当时最精通洋务的人，却不是一个精通洋务的政治家，更像是一个了解西方的书呆子。

相对于郭嵩焘对于万国公法的迷信，左宗棠却真正把握了国际政治的精髓：“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势之所在，即理亦因之而长，无理亦说成有理；势所不存，即仰面承人，不能自为轩轾，有理亦说成无理。古今成败之迹，大抵皆然。”

唉，中国落后这一百年间，在对外抗压的时候，似乎一直在熟悉洋务的悲观投降派和不谙洋务的愤青之间来回切换，陷入死循环。

能够正视对手，肯于学习的人，往往会惊叹于巨大的差距而落入对西方的迷信，从而变成绝望的失败主义者，就像茶馆里的崔久峰。

而矜于气节，有强烈爱国心的人，又往往不屑于正视西洋各国的先进，盲目排外，而且以爱国的名义来绑架大众，甚至最后不惜绑架了整个国家，像义和团运动那样在疯狂中把百年国运赌进去。

诚然，崇厚擅签丧权辱国的条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这个本身也是有法理基础的，恭亲王奕訢也知道总理衙门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清廷尚未背书，而且做为总理衙门的老司机他还援引过同治七年英国人草签条约由于女王没有最后签字而一直未生效的成案。

以上种种说明总理衙门这些人不能说不知已知彼。

但他们确实害怕与俄一战的后果是中国无法承受的，因此这些洋务派说他们从一开始在心里就跪了，也不算是冤枉他们的。

反之，清流党们从他们的大BOSS李鸿藻到下面的几员大将，纵然爱国热情可嘉，但坐而论道，个个都是清议之徒，而且这次交章弹劾崇厚不乏借机蹭热度搏出位的想法。

从黄体芳到张之洞、张佩纶、宝廷职衔都是詹事府、翰林院这些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士大夫气息极重，却没有一个人有过真正的近代国家务实外交的切身体会与经验。

至于他们侈谈的与俄国一战更是信口开河，与新疆前线诸将基于现实情况请命出征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李鸿章曾经吐槽：“俄事之坏，自去腊宝、张诸君慷慨陈言而起，直至今日节节贻误。.清议之祸与明季如出一辙，果孰为之耶？至于我辈受其訾謷，更无足怪。”老李头把沙俄欺负人的事也全都怪到张之洞、宝廷等清流党身上了，虽然有点偏颇，但是言官唱高调容易，让他们办实事，真还就不行，最终补锅的活还得是找那些清流口中的“投降派”。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70）

补锅匠曾纪泽在清流派眼中也算是“投降派”，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书清廷，撤销崇厚的死刑判决。

1880年6月26日为了给曾纪泽创造更有利的谈判条件，缓和沙俄方面的情绪，清廷让步免除了崇厚的“斩监候”。

这个让步被奉行尊王攘夷的清流派视为奇耻大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伏读崇厚开释之旨，不禁失声痛哭”，立即上书：“祖宗二百年之刑典，廷臣百数十辈之公论，我皇太后、皇上犹不能主之，而听罪臣挟外交以自固也。.且使天下臣民痛心扼腕，欲伸其忠愤之气。”

清流派在自身明显不能胜任外交战场上的实际操作之际，却不抛弃不放弃，把监督的责任履行到底，应该说为中俄伊犁谈判收回崇约部分权益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的。若不是这些意见领袖给曾纪泽等人施加强大的压力，我们就只能指望曾氏的自身修为了，如同几十年后的巴黎和会，陆征祥、顾惟钧们拒绝签字与国内的学生运动也是有莫大关系的。

曾纪泽字劼刚，是曾国藩的次子，因为曾国藩长子纪弟两岁夭折，因此成年后的曾纪泽承袭了父亲的一等毅勇侯爵位。这次曾纪泽临危受命的时候正好四十一岁。

曾纪泽可不是崇厚，他不仅已经是在驻英法公使任上呆了两年，而且这个人在曾国藩的教诲下，是个执念很强的人。

他自幼对洋务有兴趣，曾国藩是个讲求顺势成材的人，也着意在这方面培养。

在曾国藩去世后，纪泽回家丁忧，在此其间，他仅凭手头的《圣经》等少数几本书籍自学英文长达三年，无论定力和智慧都是异于常人的。

郭嵩焘去职后他出任第二任驻英法公使，一到英国他即向万国公法会友屠爱师学习研究国际公法，在当世熟悉万国公法的中国人中，除了郭嵩焘就属曾纪泽了。

曾纪泽在动身前往俄国之前，总理衙门在给他的电报里给曾纪泽定下了调子：“此次办法，自以全收伊犁为是。否则，仅议条约，酌予通融，倘能就绪，尚是中策。若俄国不能全交伊犁”而且“横生枝节，不得就我范围，则惟有随时随事请旨遵行，宽其时日，缓以图之。”这次总理衙门老几位算是被崇厚给吓怕了，一再叮嘱曾纪泽要多请示之外，特意把崇厚所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及附件逐条剖析，审订签注，分别列出《中俄条约十八条》、《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中有必不可行者，有尚属可行及旧章已行者，作为重开谈判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