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7）

赋闲在湖南老家的前驻英公使郭嵩焘上了《论俄事疏》托李鸿章代奏。

郭嵩焘毕竟是中国出使西洋第一人，思维开放，对于洋务经验丰富。虽然他回国以后闭门谢客，但一直关心国事。

从曾纪泽的来信中得知崇厚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后也是异常愤懑。

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把崇约全文抄录了一遍，愤怒地抨击崇厚：“崇地山收回伊犁一空城，竟举天下大势全付之俄人，至是而益知总署诸公之罪，无可逭也”。

旁观者清，郭嵩焘这个看法无疑是相当精准了，因为他在巴黎准备回国的时候见到过崇厚，当时就问过崇厚收回伊犁的谈判如何展开。

崇厚轻描淡写地表示，那不过是走一过场，去了彼得堡手到擒来的事。

当时郭嵩焘就觉得这个人是非常不靠谱的，也不知道奕訢和沈桂芬等人是怎么选中他的，如今所有担心变成了现实。

然而郭嵩焘毕竟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一样都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传统知识分子，对国家有着无可救药的使命感。

面对此时主战派一出手就是满堂彩、主和派一出场就灰溜溜遭万人唾骂的场面，郭嵩焘以“身任天下之诟讥”，写下了《论俄事疏》。

郭嵩焘这个奏折先是对崇厚的错误进行了梳理，把崇厚与洋务派划开了界限“查崇厚贻误国家，原情定罪，无可宽免。然推其致误之由，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如霍尔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两路，均详在图志，平时略无考览，俄人口讲指画，乃直资其玩弄；一在不辨事理之轻重，其心意所注专在伊犁一城，则视其种种要求，皆若无甚关系，而惟惧收还伊犁之稍有变更；一在心慑俄人之强，而丧其所守。臣奉使出洋时，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洋各国情形，但言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崇厚名为知洋务，徒知其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计而忘其贻害。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颇心怪其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6�7�6�7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惟有听俄人之恫喝欺诬，拱手承诺而已。”郭嵩焘吐槽崇厚误国的缘由完全站得住脚，而且恰恰是不通洋务造成的。崇厚表面上似乎熟悉洋务，尤其是之前为天津教案出使法国为其捞到相当政治资本，但其实并不懂得洋务，崇厚根本不知西洋情形而又十分畏洋，这是他误国的根本所在。但是对于崇厚的处置，郭嵩焘没有附和清流党，而是引用了他所熟悉的万国公法—“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而无急加以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此也。”老郭提出用西方通行的司法体系来议定罪名既避免了触怒沙俄，消弥沙俄开衅借口，同时也使中国加快与西方世界的接轨。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8）

郭嵩焘对于伊犁外交的具体操作思路主要列了六条：

1、收还伊犁应由甘督核议。理由是—“陕甘总督左宗棠平日讲求地理之学，经营西域，已逾十年，形势险要，悉能详知，万非数万里外遣一使臣可以凭空定议之事，臣所谓收还伊犁应由甘陕督核议者此也。”

2、谈判收回伊犁的人应该去伊犁现场会办，不能隔山打牛—“为其水陆交通，险隘形胜及兵力所注，非身亲考览无由知也。俄酋高福满驻扎伊犁，兼统浩罕诸部，其与崇厚议还伊犁，于二万里外调高福满回国会办。此在中国关系绝大，而在俄人则进退皆利，无关得失之数，而其任劳核实如此。臣所谓遣使议还伊犁当径赴伊犁会办者此也。”这头两条建议都强调了左宗棠的作用，要求在中俄交涉中突出左宗棠的作用。从这件事上的表现看，郭嵩焘在事关国家民族深远利益的时候，摒弃了他和左宗棠之间的私人恩怨，这个没得黑，绝对大赞，虽然他到死都没有解开对左帅的心结。

3、直接废除崇约，可以暂时听任沙俄驻扎，不必急速收还伊犁。理由是根据崇约，“以一城孤悬如寄，尽割膏腴之地，名为收还伊犁，而实弃之。此时置议，较之从前，其难万倍。”如果引用万国公法，“由国家径行议驳，无可再行商办之理。以此时捐弃伊犁，与收还伊犁，其势并处于两穷。惟有申明权听驻扎，以杜其狡逞之心，而仍谕以从缓计议，稍留为后图，庶自处于有余之地，而亦有余地以处俄人。臣所谓直截议驳伊犁条约，暂听俄人驻扎者此也。”这个意思是目前的实力对比，中国无法与沙俄全面角力，崇约不承认，我们保留法理上的主权，既然谈不下来就先不收，把事情拖下去，拖到我们自身实力增强有余力解决的时候，或者国际形势发生不利于俄国的变化，到时再乘机收复。

4、驻英法两国公使不宜派遣出使俄国。原因是郭嵩焘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英法抱团而俄德抱团，双方互相敌视，两对主要矛盾是德与法、英与俄。现在又是要改议已定条约，反悔的事，如果从英法派人过去，怕被沙俄过度解读。而事实上，当时俄国新报已经在宣扬中国悔约是由于英国播弄、挑唆的结果。

5、就是前面提过的崇厚定罪的问题，郭嵩焘建议还是参照万国公法来处理，让俄国人无法借此开衅。

6、否定了清流派主战的观点。—“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似宜斟酌理势之平，求所以自处，而无急言用兵。臣查西洋构患以来，凡三次用兵：广东因禁烟，宁波、天津因换约，皆由疆臣处置失宜，以致贻患日深，积久而益穷于为计。然其时中外之势，本甚悬绝，一切底蕴，两不相知，徒激于廷臣之议论，愤然求一战之效。至今日而信使交通，准情理处，自有余裕。俄人之狡焉思逞，又万非比英法各国专以通商为事。衅端一开，构难将至无穷。国家用兵三十年，财殚民穷，情见势绌，较道光、咸丰时，气象又当远逊。俄人蚕食诸回部，拓土开疆，环中国万余里，水陆均须设防，力实有所不及。即使俄人侵扰边界，犹当据理折之，不足与交兵角胜，何况以伊犁一城，遣使与之定议，准驳应由朝廷，纵彼以兵力要挟，亦可准度事势之宜，从容辩证，何为贸然耀兵力以构衅端，取快廷臣之议论？”

郭嵩焘这个奏折经李鸿章之手上达两宫太后，实际上充当了奕訢兄弟和李鸿章、刘坤一等主和派的代言，这六条操盘思路也成为日后曾纪泽谈判的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