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2）

他的奏疏上去仅仅一天，上谕就下来了—与盛昱、王仁堪的折子一并交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

而且第二天，两宫太后慈禧、慈安专门召见张之洞，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要知道，以当时张之洞的分量，就算搭梯子都够不到这次国事论衡会议的门槛，慈禧的醉翁之意不言而喻。

张之洞一炮而红后，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群起效尤，调子越唱越高，崇厚的处置从最初的罢官层层加码到斩首抄家，而对俄策略也几乎一面倒从修约、废约到开战。

几天工夫，尚书万青藜，侍郎长叙、钱宝廉，司业周德润，少詹事宝廷，中允张楷，给事中郭从矩、余上华、吴聘之，御史孔宪瀫、黄元善、田翰墀、邓承修，员外郎张华奎，赞善高万鹏，御吏邓庆麟，侍读乌拉布、王先谦，编修于荫霖，御史叶荫昉，肃亲王隆勤、检讨周冠、员外陈福绶等一共上了二十三道奏折，一致主战！—所以永远不能小瞧言官，关键时刻他们可以充当意见领袖，扭转顶层设计的方向。

1880年1月2日，两宫太后亲自主持廷议，慈禧本人公开表态反对崇约：“此事委曲已久，不意要挟至此，万不能忍，若再从之，上不能对祖宗，下不能对天下臣民。”

出人意料的是一直对慈禧母子有着极深影响的帝师翁同龢这次却罕见地与他的死对头李鸿章保持了相近的立场：“谋国之方，以保境息民为大，境不保民不息，则据理与争，但欲用兵必先筹饷，非空言可了。”

慈禧问：“纸上谈兵，有何实际？”

翁同龢答：“西路重兵尚可恃，东三省仅有虚名，北路喀尔喀四部弱极，奈何？”

这时鬼子六奕訢见缝插针表示，崇厚越权擅签肯定得严惩，但崇约如果修改后果就是与俄人开战，对俄一战实无把握，所以建议“旧约不必改”。

讨论到这，基本冷场，慈禧现在真是横竖看不上奕訢了，因为崇厚是总理衙门推荐的人选，现在捅的这个漏子太大，这个锅没法补。（甲申易枢的雷在这就埋了）

两宫太后命鬼子六哪凉快哪歇着去，少在这给老娘添堵！俩寡妇直接下令让另一个小叔子醇亲王奕譞主持会议，集齐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讨论这些奏折，权衡伊犁事件的处理以及眼前如何惩处崇厚的事。

第二天清廷对外公布了将崇厚交部严加议处的决定。当然这个里面还是给崇厚留了些运作空间的。

眼见清廷这番眼花缭乱的骚操作，一直在等着出牌的毛熊再也坐不住了。

1880年1月4日，沙俄驻华临时代办凯汤德照会总理衙门，质问清廷谕旨将崇厚“交部议处”是什么意思？凯汤德在总理衙门大撒野，宣称清朝这种操作是对俄国的侮辱。并且对清朝发出最强烈抗议。

同一天远在彼得堡的邵友濂日子也不好过，崇厚被革职后，原来他的助手邵友濂被临时抓壮丁授予署理钦差大臣对俄谈判首席代表，今天布策约见邵友濂，直接表达沙俄的态度：“贵国若将崇宫保处以死罪，则关系邦交大局与各国公使脸面。明言之无益，姑看贵国办理如何！”

沙俄同时发动英美法意等西方各国公使援引万国公法，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甚至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写了亲笔信给慈禧太后，希望免除崇厚死刑。

西洋各国发动的挽救崇厚的活动反而加速了崇厚的死刑判决，3月3日刑部由礼亲王世铎主持议定将崇厚“斩监候”等待秋决。现在紫禁城这把大火点起来了，再想灭可没那么容易了，和二十年后的义和团时期一样，理性的声音根本没有发出的空间。

制霸天山之甘棠西行（363）

这时东西方观念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对于西方近代国家来说，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美国人马士在自己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评论：“这个结果在主战派看来，多少是那些主张对外亲善的人的一个打击。驻京各国公使，对于企图用外交惯例去解决国际纠纷的外交大臣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愤怒，何况这位使臣是以交涉失败而不是以叛国而被定罪的。”

此时沙俄的老对手英国也派驻京公使托马斯韦德会晤李鸿章，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宽恕崇厚，英国愿意出面协调沙俄重新改约。

在西方人看来，外交人员谈判失败在所难免，如果因此而对相关人员处以死刑，和中国古代的“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一样的，违反原则了。

而实事求是地讲崇厚在使俄期间的表现，定为玩忽职守、渎职、专擅均不为过，但是若说里通外国却稍嫌证据不足，从事后各方的回忆性文章中都没有出现这方面的说法，而且从清流党弹劾的奏章中也无人从这方面入手。这样在西方人看来就是违反了万国公法，将来一旦在外交活动中感到不满意，清朝就可以任意处置经手人员然后爽约，诚信精神荡然无存，这是当时西方最不能接受的。

在中俄两国各自朝野群情忿激时，英美法意各国驻京使节的斡旋难得地给了李鸿章和刘坤一这些“投降派”喘口气的机会。

总理衙门奕訢领衔、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联名上奏请求缓办崇厚，免其死罪。

这段时间清廷中央真的是有些乱套了，慈禧因为得了肝病，一个多月不能临朝。

慈安太后则对于外事完全不熟悉，凡事拿不定主意，基本是听奕訢的。

军机处南北两位大佬铁杆中的北派意见领袖李鸿藻带领一群愤青小弟现在是彻底掌握了话语权，而南派阁揆沈桂芬因为推荐了崇厚，现在只好处处委曲求全，懊恼得不行，最后也是郁闷得卧病在床。

单单一个伊犁交涉的问题，几乎把清廷整届的中央领导班子给报销掉了，因为连着急带上火，慈安太后和大学士沈桂芬均一病不起，在1881年相继离世，均未能看到成功修约。而鬼子六奕訢也由于此事所持的鸽派观点，在1882年受到清流党弹劾下台，慈禧借机发动“甲申易枢”，导演了同光中兴二十年洋务运动的清廷领导班子崩解。

鬼子六等人的恳请开赦崇厚上奏刚交上去，清流党就拍案而起了。

首发健将依然是黄体芳：“罪崇厚为俄国之辱，释崇厚独非中国之大辱乎？.忽然赦免，一经宣播，天下臣民必至惊异骇愕，众论哗然。将以九重之震怒为不足畏，国家之刑章为不足凭，草野黎庶，从此皆有玩视朝廷之心，纲纪荡然，何以立国？”黄体芳的意思是，如果崇厚这样的最后毫发无损，那么以后大家做事都随便应付，反正惹下多大的祸都有国家买单。应该说他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如果说伊犁交涉这一局，清流党各个都开挂，那么一战成名的张之洞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现在只要是与他意见相左了，对不起，笔锋所向，神鬼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