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洋兵斯有洋商，有洋商斯有洋兵，初则夺我权势，继则反客为主，至彼有官而我无官，彼有兵而我无兵。且各国通例，惟沿海口岸，准设外邦领事，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鲁木齐、古城子、哈密、嘉峪关，乃我境内，今日俄人作俑，设各国援例，将十八省腹地均布洋官，又将何以处之？不可许者九。名还伊犁，而三省山岭内，卡伦以外，盘踞如故，据高临下，险要失矣。割霍尔果斯以西，格尔海岛以北，屯垦无区，游牧无所，地利尽矣。金顶寺又为俄人市尘，现与约定俄人产业，不更交还，是伊犁一线东来之道必穿俄巢，出路绝矣。寥寥遗黎，彼必尽迁以往，人民空矣。掷二百八十万有用之财，索一无险阻、无地利、无出路、无人民之伊犁，将焉用之？不可许者十。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许之，可谓至愚至谬。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遣使臣，下廷议，可谓至明至断。上自枢臣总署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人人皆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惧经变约，或召衅端。然臣以为不足惧也，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意，不可为国。
请言改议之道其要有四：一曰计决，二曰气盛，三曰理长，四曰谋定。何谓计决？无理之约，使臣许之，朝廷未尝许之。
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按之万国公法，既有不准违训越权之例，复有臣执全权可否，仍在朝廷之条，正与崇厚不遵密函、不请谕旨之罪相合。耆英之案，成宪昭然，故力诛崇厚，则计决。何谓气盛？俄人欺我使臣软懦，逼胁画押，施一偿百，意犹未厌。不料俄国斯靦然大国，乃至出此，不特中国忿怒，即环海各国，亦必不直其所为。为俄使不待定约，声明归国，外洋亦无此例。况凯汤德系署理公使，岂能径归？其为恫吓无疑，情形显然。尽可听其去留，不必过问，莫如明降谕旨，将俄人不公平，臣民公议不愿之故，布告中外，行文各国，评其曲直，兼属各国。将我国家情理兼尽之处，刊诸新闻纸。明谕边臣，整备以待。据众怒难犯之情，执万不可从之志。俄国虽大，自与土耳其苦战以来，师劳财竭，臣离民怨，近闻其国君有防人行刺之举。若更渝盟犯顺，图远劳民，必且有萧墙之祸，行将自毙，焉能及人？故明告中外则气盛。
何谓理长？种种要挟，皆由伊犁而起。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虚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而每年尚须百万饷需，以供边师防军建城开屯之用，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
索伊犁而尽拂其请，则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肆责言，则曲在彼。
况使臣画押，未奉御批示复，一如载书未歃血，岂足为凭？俄人理屈词穷，焉能生衅？故缓收伊犁则理长。何谓谋定？俄人而讲信义，兵端可以不开。若俄人必欲背公法，弃和好，设防之处，大约三路，一新疆、一吉林、一天津。左宗棠席屡胜之成，兵素强。金顺、刘锦棠、锡纶、张曜亦皆战将，以静待动，俄人必敚遏其归路，则彼将双轮不返。若出吉林边地，辽东山谷丛集，其地去俄二万余里，悬军深入，馈饷维艰，不能用众，特简兼资文武之将帅，畀以重权，资以巨饷。分南、北洋海防之费，为经略东三省之资。命左宗棠、金顺选籍隶东三省知兵之将官数人，速来听用，招集索伦、吓津、打牲之众，教练成军。其人素性雄勇，习与俄斗，定能制胜。即小有挫衄，坚守数月，必委而去。天津一路，逼近神京。然俄国兵船，扼于英法公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即强以商船载兵而来，亦非若西洋有铁甲等船者比。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回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抑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患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
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
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堂。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衡，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他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要之武备者，改议宜备；不改议亦宜备。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此中外群臣之公议，非臣一人之私见。独谋在疆臣；作气在百僚；据理力辩，在总理衙门；决计独断，始终坚持，则在我皇太后、皇上。”
张之洞写得荡气回肠，认为俄国人不足畏惧，崇约必须得改，否则国将不国，而且激情昂扬地指出趁现在中国内战刚熄，实战中锤炼出一大批猛将谋臣，完全可以和沙俄约上一架，如果这次机会不把握的话，再过些年，左宗棠就算活着都多大岁数了，李鸿章也未老先衰，那时候恐怕连嘴炮都开不动了。
张之洞在奏折中提到的凯汤德是布策回国后留在北京的临时代办，他探听到清廷最近许多人参劾崇厚，他就根据沙俄的指派约见了总理衙门官员恫吓说要回国，做出准备断交的姿态。张之洞精通洋务，一针见血地指出，别信他的，看他得瑟，借他个胆他也不敢擅离职守的，天朝来去自由，让他走。
张之洞的洋洋万言，虽然不免有键盘侠的挥斥方遒味道 ，但在当时的北京确实开一时舆论风气之先，成了京城鹰派言官的领军人物。